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周建林袁世凯是清末崛起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他所创建和控制的北洋军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小站练兵起家,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而他名声显赫,并能左右朝政,则...     

论南北议和期间的黎元洪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黎元洪一直是以复辟势力的代表载入史籍。因为此,黎元洪在首义之初投入革命营垒,与革命党人并肩反清的历史常为研究者们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诱和至清帝退位,即南北议和时期黎元洪的历史很有考察的必要,看看这一时期黎元洪在袁世凯与革命派之间的态度,对考察其一生的历史,特别是从主观上考察其对反清革命所持的态度很有作用。     

《柔暗总统黎元洪》读后

近代政治史研究中,政治人物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近代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动荡起伏、过客匆匆,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或喜剧.这种传奇性使近代政治人物传记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点,然而又正因为是热点,不少人物传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史实错误、东拼西掇、追求趣闻、任意编造、游说无根等等.但也有不少作者洁身自好,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光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学术价值较高的人物传记.李书源所著的《柔暗总统黎元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就是这样的著作,值得一读.近代政治史中,黎元洪长期被视为一个反动人物,不少著作称其为旧势力的代表,把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当作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丧权的开始,对他在民初政治(包括辛亥革命)中的作为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北洋军阀同类.但该书认为,从黎元洪在民初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看,他既非旧势力的代表,也非介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性人物,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个大节元亏、应基本肯定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论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卖国贼袁世凯继窃夺辛亥革命成果之后,又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逐步爬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终于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辟君主专制,彻底毁弃民国。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鉴于“二次革命”中国民党涣散软弱,遂另组中华革命党,“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为推翻“专制魔王”袁世凯、重建民国而不懈地斗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爆发了护国运动,经过五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埋葬了袁氏王朝,使中华民国得以复生。     

护国运动史的几个问题

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又一次革命运动,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又有新的特点和意义。孙中山在1916年12月13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国务院,曾建议定云南起义日——1915年12月25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这表明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由于我们承担了护国运动史的有关研究工作,在这里想谈谈对护国运动史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并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申报》视域下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反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保卫民主自由而进行的一次战斗。作为当时有影响力的重要媒体,《申报》对"二次革命"给予了极大关注,它对"二次革命"的报道和评论,较为明显地透露出否定这一历史事件的舆论价值取向。这种舆论价值取向,既与《申报》的阶级立场倾向有关,也是当时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二次革命在广东

<正> 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广东是二次革命的重要战场,探讨二次革命在广东的酝酿、经过和结局,对于认识和了解辛亥革命在广东最终失败和军阀统治局面开始形成,将有一定的帮助.一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告捷.胜利的消息促使广东革命形势重新高涨,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广东迅速作出响应,革命党人领导民军在各地起义,十一月九日,广东也告“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陈宦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宦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宦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宦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宦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宦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陈宧与张作霖的政治抱负与谋略之比较——论护国后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

陈宧未能像张作霖那样割据称王的原因和两人的政治抱负与政治策略有关。首先,陈宧入川之后,忠于袁世凯,拼命打压四川地方势力,为北京统一四川卖力,导致四川各股政治势力均对陈宧恨之入骨,这就为陈宧被驱出四川埋下伏笔;其次,陈宧对冯国璋、黎元洪效忠,得罪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这是当他被驱逐时得不到北京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张作霖早就有称王东北的野心与准备:他拼命扩充实力,笼络奉天各种政治精英,排挤张锡銮,驱逐段芝贵,在袁世凯倒台前后傍上段祺瑞,使他在和冯德麟争夺奉天的过程中得到段祺瑞的有力支持。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除由于他们本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点外,当时共和制度和共和政治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过程中的心理和表现,反映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特点,也包含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曲折。     

关于谭人凤“社团改进会”评价中的两个问题

“社团改进会”是辛亥武昌首义,中华民国肇始,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的历史条件下,于１９１２年９月由谭人凤为首所发起的一个试图对旧式会党进行改造的政治组织。对此,以往史学界大都视其为民初革命派对会党进行“过河拆桥”的可耻行径,“代表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弥漫全国的挥舞屠刀镇压会党的逆流。”①认为谭人凤组建社团改进会的目的“说来说去就是要求会党群众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在袁世凯的‘圣明’统治下,‘振兴实业’,从‘秩序的革命’转入‘秩序的建设’”②,“是暗中向袁世凯讲心里话”…     

1913年谭延闿"阻郭入湘"与民初政局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湖南都督谭延闿从宣布湖南独立到取消独立，中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袁世凯下令与国民党有隙的郭人漳入湘查办，遭到谭延闿强烈反对，他与总理熊希龄谋划“阻郭入湘”。由于南北势力悬殊，谭延闿为求成功“阻郭”，同意北洋军队入湘。与进步党关系紧密的海军次长汤芗铭被各方所接受，率军进入长沙。谭延闿和郭人漳同时被免职，湖南最终形成了汤芗铭入主湘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