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知识学特征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各种法治思想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哲学、法价值论、法制度论、法规范论、法行为论、法社会学等不同法知识学形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其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百科全书"的理论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特征,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十个关系"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体系以及话语特征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彻底地摆脱西式法治话语的影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理学之路。     

引领与建构：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法意蕴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立法引领与司法构建两个层面。在立法引领层面,中国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的内容,推进了刑法再法典化的进步,同时促进了民权刑法观、安全刑法观、系统刑法观立法理念的生成。在司法建构层面,中国刑事法治领域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的司法机制,另外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形成了注重人权保障、注重犯罪预防、注重刑法教义学构建的司法理念。深入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影响下中国刑法理念的重大变化,对探索与发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日后的刑事法治建设亦大有裨益。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孙育玮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性思想,其形成不是凭空偶然的,而是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品格及深远意义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逻辑,其生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自觉坚持和运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回应,以及对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出其厚重的理论与实践智慧,以“人民至上”展示出其根本价值取向,以“守正创新”体现出其发展进步的时代特性,以“胸怀天下”展现出其恢宏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我国文化自信发展达到了新高度,铸就了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促进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掌握了文化发展的主动权;指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崭新使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指引了道路和方向;彰显了深厚的人类情怀与广阔的全球视野,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哈耶克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强调实然之法与良法的区分,倡导良法的至尊地位。他认为良法必须具有自发性、抽象性、稳定性、平等性和否定性,主张用良法限制一切权力。哈耶克的法治思维对于当前我国提升法律的权威性、把反腐败的重心转移到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建设上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治的目标及其实现

现代社会制度的两大特征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把法治作为一项战略目标确立下来．要实现法治理想，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法治理想的目标及其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笔者试仅对这两方面作一些理论探讨．一、法治的目标（一）法律正义什么是法治？亚里土多德所下的定义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胭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①亚里士多德在此指明了法治社会最根本的目标；良法的至上性。首先，法治社会的法律应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构建法治社会，恶法也可以控制社会，但绝不…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核心人权理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作为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首要任务,总结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这与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系列论述中所蕴含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基本特征的核心人权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相关论述指出了习近平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基础、保障形式、保护重点、保护范围、保护特色以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框架,并与习近平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对于不断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护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和实践保障作用。     

法治政府的本体追问与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的应然形态和本体面貌需要我们无休止地追问。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机构是依据体现广大人民意志、意愿和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律而设立的政府,政府的运作,包括政府立法、执法、司法在内的政府行为都合法、合理、规范,法治政府是以良法之治、政府受法律控制、保障公民权利、控权护权统一、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为价值取向的政府。法治政府无疑应该是体现实质正义的“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诚信政府”和“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应然图景需要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大胆描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路径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创设的监察法治体系基本建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衔接运行自然成为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问题尤为关键。学界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法衔接”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程序界分讨论较多,异议较大,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维度下诠释其在打击贪腐违法犯罪中的法治意涵。监检权力衔接运行具有独立的监察权的行为属性,区别于公检机关的侦查行为;同时其法治实践存在“确认的一致、补充的一致和异议的一致”三种情况类型,可以在“法法衔接”的逻辑证成中予以司法法治关切;另外,其具体法治实践可以重点关注退回补充调查和证据移交审查等方面解决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基于“第二个结合”探讨儒家仁学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理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论断。立足“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改革,由于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其育人目标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立德树人的目标一脉相通,而且儒家仁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互契合,因而推动儒家仁学思想深度融入课程教学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最佳切入点。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法治思想论析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只有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实现理论成果的重要价值,并使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     

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若干问题

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旨在为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促进中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既可以回应国家法治的需求，也可以回应地方法治的需求，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良性互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在推进北京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立法的进程中，应当坚持几个重要原则，特别是“科”“技”并重的原则与激励为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制度创新，从三个方面加强科技资源的统筹整合：统筹中央科技资源与地方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其他地方的科技资源；统筹北京科技资源与国外科技资源。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立法的创新性与针对性，以回应地方立法的新趋势。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法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势、价值与路径

探讨《法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是推动法学类课程深刻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培养法治人才、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渠道。《法学概论》承载着独特的思政元素,彰显着育人的个性价值、整体性价值以及外显性价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要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精神底蕴,以全面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责任意识和能力为重要抓手,铸牢《法学概论》课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育人根基,方能体现该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全景记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传承、丰富和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要深刻把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内涵要义,将这“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