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模式、成效及应用研究——基于西藏L市C区的实践

网格化管理是西藏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之一。西藏在借鉴北京东城区等内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L城区实际需要,形成了C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包括三级平台四级管理的基本架构,网格化管理的六大流程、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等。网格化管理在西藏基层社会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在西藏其它领域或地区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网格化治理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探索方向,如何认识、理解以及评价网格化治理,将影响到国家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从权力运行的向度建构"纵向权力—横向权力"的分析框架,运用此分析框架,对苏南N镇网格化治理实践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纵向权力强化的力度大大强于横向权力的扩展与参与,以致这种"权威依赖型治理"会带来社会空间挤压、技术凌驾于价值以及治理目标抵牾等风险,造成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化解网格化治理风险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统合起来,加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联动的共治模式,以社区协商促进基层治理公共性增长。     

将水环境纳入网格化治理的成效、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广州市“河长3号令”的实施调研

2019年3月广州市"河长3号令"明确提出将治水纳入网格单元中。以网格单元为基础是面对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应运而生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责任、服务、共享、协调等,具有权责明确、信息畅通、灵活高效、精细化服务管理等特征和优势。网格化治水标志着广州市的水环境治理已经迈向纵深化与常态化模式,充分体现了广州将水环境整治与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治理等结合起来实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的全局性部署和长远的城市治理思路。对当前广州市网格化治水推行情况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存在的问题、分析成因和形成对策思路,对进一步完善治水方案、形成长效常态水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机制,打造生态宜居广州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

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方法,网格化管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运行成本过高、持久性不强、弱化社区自治、网格泛化等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应努力处理好网格化管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行政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寻找"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广州市从化区社区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构建"三位一体"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特色小镇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社区治理具有行政化倾向,社会组织管理培育机制不足,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缺失,网格化管理工作保障不够,社区党建工作有待加强。社区建设要政府社区及时归位,明确各自职责权限;重视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专业力量参与;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保障机制,激发社区工作活力;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共治共享模式。     

“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

中国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乡政村治”新体制取得了卓越的乡村治理绩效.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社会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需求和新矛盾使得乡村治理与和谐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浙江省舟山市回应农村社会发展新需求,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建构了以“协同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创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协同服务机制.同时,这一机制创新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2005—2020):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未来走向

以2005年7月国家建设部出台《关于推广北京市东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意见》为起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纷纷出台。迄今,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经历了初创探索、深化拓展、精准优化等三个发展阶段,并遵循着政策理念由“规范化管理”转向“服务性治理”,政策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政策范围由“个别领域”转向“多方领域”的演进逻辑。未来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国家政策应继续强化“服务”与“治理”的政策理念、进一步完善政策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持续推进强化政策内容的横向与纵向耦合等。     

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中国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规范、清晰、高效、创新、综合、统一等优点和特征。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发现、处理、考核与监督、法规与体制等层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应当以社会前端管理为重点,以服务公众为核心,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和管理力量,实现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从单一被动到多元联动的转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网格化管理的效益。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中的基层党建问题研究

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这就要求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带动基层社会治理,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基层党组织要承担起政治引领者、组织参与者和服务供给者的三重角色,并在实践中着力解决好构建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和强化适应基层社会治理要求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三个新课题。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大数据视域下推进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治理的成效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又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社区多元主体协作、互助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智慧社区治理强调智能和人文的结合,在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有助于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智慧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现实作用弱化及缺位,智慧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处于建构之际,面对社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市场化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慧社区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培育智慧社区治理文化共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大数据视域下的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的再思考

通过拆除违章建筑的城市改造办法以压缩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口规模,遏制公共安全隐患,是各地城市政府治理“城中村”的通常措施,北京也不例外,但多年实践证明成效甚微。本文从北京的实际出发,通过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对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积极作用、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有利条件,指出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需要管理制度的创新,同时提出了标本兼治、拆建结合等建议。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与制度性约束上海市居委会改革个案研究

一、导论在当今,如何在基层社会实现良性治理或“善治”1是各国都在探索的共同课题。对中国而言,尽快在城市基层建立良好的治理秩序更是国家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城市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随着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原先赖以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模式的控制功能逐步弱化。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城市基层实行管理的重心开始由单位移向街区———市民居住区。因为民主是实现“善治”的手段和保证,新形势下的基层治理要求实现社区民主化,使得普通市民有权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从而在基层社会实现市民与国家、市场的良性互动和…     

社会转型期高校公共安全体系之重构

社会转型期高校公共安全工作已延伸至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和提高师生公共安全品质的双重目标，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教育意义。高校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应具有一定的逻辑起点，即系统有序的教研管一体化、前置性的安全感关怀以及强制性的法制举措。在重构时，首先要优化队伍，从倡导“一元体制”转变为倡导教师、专家、管理者与学生个体均参与的“多元体制”；其次要更新观念，从注重“处置机制”转变为注重“预防机制”，完善所需的预警队伍、物质条件、技术支持和法律支撑；最后要创新思路，从强调“管理导向”转变为强调“教育导向”，依靠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教育途径落实所选定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制度创新及可行性

社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要探寻一种新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替代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并通过这一新管理体制的有效运作，来动员社会，解决城市人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会的治理体系是单位管理模式，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来履行资源配置、社会动员、人的需求的满足等多种功能，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即管好每一个单位，就等于管好了城市社会。由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各种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成为行政附属物或准行政组织，因而单位管理模式的…     

玄武区三社联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

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在社区。近年来，南京市玄武区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人才队伍建设为“三大着力点”，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创新“三社联动”工作机制，尝试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之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加快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反思性引领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以及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目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不断创新。客观存在的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系统二者的张力实际上凸显着反思性引领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是对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一种机制性反思,它强调以程序建构及其实践来对党组织自身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引领行为进行自主性的反思,并在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反思中同步塑造新的引领行为。深入分析得出,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蕴含两种基本逻辑：一是基于子系统关联性运作的结构逻辑,其以程序构建来建立可视化的公共对话结构,从而以规范性条件、规则可行性和经验结果来建构一种关联性运作的系统整合结构,包含“多层的逻辑关系结构”“制度空间内契合的制度复合体”“规范化反思的程序实践”三个层面;二是基于组织理性假定来持续修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行动图式的过程逻辑,具有“组织理性”“决策行为”“评价贡献”三个维度。反映群众和再组织正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反思性引领的内在机理。     

从社区建设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走向

如何有效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 ,推动城市社区建设 ,是近年来各地政府和理论界密切关注并正在探索解决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 ,上海市推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 ,为这一探索开了个好头。目前正在部分大中城市兴起的社区建设 ,也在改革基层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特别是很多国家级和省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在社区建设中 ,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 ,通过加强基层管理 ,建立责权统一的区域管理实体 ,转变政府职能 ,积极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