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诗文归隐思想的体现

明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中期以前在文坛上形成的以拟古主义为代表的创作 ,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弊端。晚明文人袁宏道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学主张 ,从形式到内容 ,对前明以来文坛形成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坚决全面的批判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斥着归隐思想 ,表明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局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曹操与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俊才云蒸”,继承了古诗“婉转附物,惆怅切情”的精神,发扬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把文人诗歌的创作推向了波澜壮阔的高潮,形成了“彬彬之盛”、“五言腾涌”的文坛盛况,开创了“慷...     

《昭明文选译注》分六卷陆续出版

《昭明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太子萧统编选的、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共收录了周代至梁代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位知名作者的七百余篇作品。这部总集内容宏富,风格多样,文体完备,辞采绚丽,是一部文学的选萃,曾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为后世保存了先秦至齐梁时期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各类作品。这部总集为历代文人所重视,有过多种注本和     

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

桐城派作为散文正宗,曾经主执清代文坛牛耳达二百多年之久。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法”。但一般的讨论与研究都偏在“义”——即思想内容方面。其实,从文学的发展观点上看,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却在“法”——即艺术表现方面。在“法”上,桐城文人尤为自负的还在文学语言方面。散文语言,更是桐城文人所潜心研究的。自古以来,很多人对于散文语言的创造有误解,以为它和诗赋骈文不同,只要拉杂写来,自是一篇文章。一些政治家、学问家,以作文为余事,如宋代的道学领袖程颐明言:“今     

董其昌的书画应酬策略与明代书画商业模式的形成

明代中期之后，随着书画消费的逐渐盛行，书画家的书画应酬渐至频繁。董其昌通过婉拒、拖延、旧作以应、印制专门名帖、选择字体等策略，以及雇人代笔等方式以应时需，亦激发了书画伪作现象丛生。书画应酬虽然会影响艺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董其昌书画作品的保值、增值空间和可获利性也得到不断提升，代笔创作这种新型书画商业模式形成，书画代笔者群体增多，书画逐渐具备“炫耀性商品”的特性。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夏目漱石的爱情三部曲

２０世纪初期，日本文学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在近代文学史上确保了最高文学性的作家”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便是其中的顶尖人物。早在２０年代，鲁迅先生就曾翻译过夏目漱石的作品，盛赞他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夏目漱石是在日本自然主义勃兴时期步入文坛的。但是，他的文学观与自然主义截然相异，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１９０５年，夏目漱石以“一部在阴暗的现实生活中打开了窗…     

The Fate and Creation of Lan-Iing Xiaos in Northern Qi Dynasty

萧粱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

古代作家名望和影响力的大小,除了自身文学成就的高低之外,还有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李清照和朱淑真,文学成就旗鼓相当,但在南宋时期,李清照名满天下,诗词版本传刻甚多,而朱淑真却寂寞无闻,作品传播有限.原因是李清照具有良好的家庭和文坛背景.而朱淑真是在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创作,没有任何文坛大腕为之榆扬举荐,所以她的作品无法进入主流文坛和上层社会,无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到了明代,朱淑真诗集传刻渐广,声誉日隆,开始与李清照齐名并称,特别是在民间通俗文化圈,李清照和朱淑真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文化名流,但也受到封建文人的指责批评.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布衣文人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及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密不可分。对这一现象及整个清代布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清代文学的面貌,同时,也能够把握文人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深入认识布衣文化。     

1912～1919:劝世警世与混世玩世

从民国肇始到“五四”前夕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动乱时期，一代文人经历了精神和道德的危机。社会风气影响着文学风气，“劝世警世”和“张扬旧道德”之作与“混世玩世”的酒色文学成为这个时期盛行的文学景观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再现式表现意识的自觉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建安后期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前代作品的借用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不仅表现为这批文人在创作活动中借助前人作品表情达意更为普遍、意识更加自觉,而且彰显出他们的情感变化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入.建安文人对文学情感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进入了一个质的飞跃时期,他们开创了借助前人作品抒情达意的新时代.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卓人月文集版本与文学创作考论

卓人月现存文集有四种,分别为《蕊渊集》《蟾台集》《蕊渊集蟾台集》《卓珂月先生全集》,四者皆为传经堂刻本,其中又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修板重印本《卓珂月先生全集》为最优。卓人月的文学创作理论以文心与性情为核心,又将理性涵纳在内,注重作文“风世”“教化”的社会功能,并将之落实于对时局的针砭与反思上。在文学审美上,奇幻瑰丽与奇思清丽并存,婉媚风流与豪情慷慨并重,为当时文坛注入了活水,可以作为研究明清江南地区家族文学甚至复社文学的重要材料。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试论中国近代小说运动中的“文章”化倾向

文学上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就在于探索从一个规范体系到为一个规范体系的变化。——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国正统文学观念认为,各种文体有高下之别,文章的地位最高,因为圣人之“道”必须由“文”来载。诗经圣人之手,被列为“经”,可以“兴观群怨”,地位与“文”相同。诗文是文学的正宗,词为“诗余”,曲为“词余”,地位便要次一等。小说是“闲书”,不得入于文学之林。文人鄙视小说的理由一是“不正经”,小说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东西;二是“俗”,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固然俗得很,便是志怪传奇的文言,也缺乏先秦文章的气势风骨,气格卑下。中国的文学观念本是越古越好,所以“若词章之古文,尤最忌小说语气”。尽管中国小说一直想挤入文学的殿堂,它们大多也确实以劝善惩恶、因果报应为宗旨,但始终缺乏“载道”与“雅化”的传统,因而始终得不到文学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