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东汉北魏名碑

河北省保存留传于后世的古代重要碑刻,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中不乏有对古文字的发展和古代书法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珍品.193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七汲战国中山国都灵寿城址发现的《监囿守立刻石》,就是秦统一文字以前战国时的中山国刻石文字.在此之前,三代的石刻文字流传下来并为金石家著录和传拓的只有《石鼓文》一种.《守丘刻石》的发现,为三代金石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论宋代金文研究的发展与演进

根据两宋金文研究活动、产生的代表作品和取得的成就等,可将宋代金文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发生阶段、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深入细化阶段。仁宗嘉祐以后开始了对金石器物的广泛搜求和初步的整理研究,代表著作是欧阳修的《集古录》。神宗元丰以后,私人搜求和著录器物仍是金文研究的主要形式,代表著作是李公麟和吕大临的两种《考古图》。进入徽宗朝,官府开始编修金文著作,代表作是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初,就现有的材料继续进行编集、著录和考释,使得金文研究走向深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发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     

趣味·身份·情感:作为"交游录"的《集古录》

《集古录》在记录碑刻、考辨文史、赏鉴书法之外,欧阳修还随手著录了与友人的"交游录",以金石为触媒,呈现集古交游场上关于趣味、身份与情感的思索。首先,《集古录》区分不同收藏的性质、方式和人群,标举交游圈"有益""好古"的收藏旨趣,有意识地将金石趣好区隔于其他收藏。其次,《集古录》渗透了欧阳修在收藏审美中自觉而强烈的"君子"意识,这些集古理念原则可视为群体身份认同之标识。此外,《集古录》还有一重深情动人的弥漫回忆色彩的情感书写,缅怀交游与凭吊同人的情感为欧阳修提供了情感的归属。     

谢肇淛文言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刊刻

谢肇淛是晚明福建文坛著名诗人、学者,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谢肇淛一生著述甚丰,尤其是他的很多小说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广泛传播,影响很大.其中《五杂俎》、《麈馀》、《文海披沙》等,在作者去世后流传到东邻日本,并在日本一再刊刻,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梳理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刊刻流传过程,对当今不无启发意义.     

东魏、北齐的食幹制度研究(上)

本文综合《北齐书》、《北史》及《隋书》有关官吏食斡的记载,结合已经著录的北齐碑刻墓志中关于墓主“食幹”的记述,对东魏、北齐所特有的“食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不仅首次揭示了食幹制度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指出了食幹的身份,来源和官吏食干的政治、经济意义,还进而论述了食幹的对象主要是出身于六镇降户的鲜卑勋贵的事实,从而显示了食干制度的实质,在于扶植与优待六镇胡人和鲜卑勋贵。东魏、北齐之所以独行此制的根源,也于此得以裸露;也为研究东魏,北齐历史的其它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校读

安阳修定寺唐代开元三年(715年)刻的《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清代的《安阳县金石录》、《唐文拾遗》都著录了碑文.原碑已经打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艺风堂旧藏拓本,拓本与著录文字相比勘,可以互相发明,最大限度地还原碑文的原貌.唐代修复后的修定寺塔至今尚存,仍然使用了北齐时期的塔基,该塔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塔基,碑文对包括该塔在内的始建于北齐时期的寺院建筑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对研究北齐佛教和皇家寺院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插图看《水浒》建阳刊本的读者定位

明代中后期,建阳的书坊刊刻了多个《水浒》插图本。这些版本附有大量的插图。插图在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美化版面、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插图的写实性、提示和说明的功能及古朴自然的插图风格都与《水浒》建阳刊本特定的读者定位相适应。《水浒》建阳刊本的读者定位是那些经济能力有限、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     

合唱《兰陵王》的创作表演研究

以北齐名将兰陵王的历史故事为素材,对原创合唱作品《兰陵王》的表演进行研究,从曲式分析、伴奏情感处理、演唱情感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对该作品进行了分析。     

从文献整理看郑樵对文化传播的贡献

郑樵的文献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毕生从事文献的收集整理,著作繁富,对图书文献的搜求、编排著录、著录人选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性见解;关于金石图谱文献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从古代目录学看中国文言小说观念的演变

《汉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书目说明,最初的小说主要是被各家学说摒弃的浅薄琐细的说理文;《隋志》小说家类著录了大量带有鲜明叙事风格和娱乐性质的作品,小说观念重在叙事纪实;新《唐志》则在此基础上,将大量记叙神仙鬼怪、虚诞离奇的作品从杂传类退入小说家类,首次突出了小说的虚构性;《四库全书总目》将更多的参神异、记怪诞的作品从史部退入小说家类,并且把说理文从小说领域中清除出去,最终确立了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叙事性和虚构性。     

清代吉金书藉述评(下)

此书卷上商器七,卷中周器八,卷下周器六,共释注二十一器。见于宋代著录的二十器,见于清代著录的一器。前有吴昌硕题封面,褚德彝作序。咸丰三年,吴江翁大年过访徐同柏,索所未见金石书,将以入所辑金石书目。徐氏因出吴氏所著《石鼓读》板本、《商周文拾遗》录本赠他(见《徐籀庄年谱》,《古学     

屠隆所编《钜文》真伪考释

署名屠隆编选的《钜文》一书自《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多被认为是伪书,是坊贾托名之作。通过对《钜文》一书与屠隆《鸿苞集》中的《古今钜文》一文内容之比较、《钜文》之刊刻、历代书目对《钜文》一书的著录等方面的考释可知,此书当为屠隆选定摘取篇目,茅元仪根据屠隆选定摘取篇目刊刻行世之书。     

建阳刊《三国志演义》版本特征再探讨——建阳刻书背景对《三国志演义》版本形态的影响

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出于建阳书坊者多。《三国志演义》建阳刊本具有明显的特征,如插图、按鉴、通俗化、花关索故事和"批评"等。建阳刊本特征的形成与建阳刻书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建阳刊刻《三国志演义》的历史,表现了建阳与江南刻书风格逐渐融合的过程。     

顾炎武《浯溪碑歌》的文本——兼论潘耒之功过

顾炎武一生足迹未尝履及湖南,但有一首长诗《浯溪碑歌》言及湖湘之地。后人对于这篇长诗多有佳评,并有详注,对其寓意明朝中兴的思想寄托也有揭示,但对《浯溪碑歌》淋漓贯彻的湖湘格调尚乏专门的分析。《浯溪碑歌》本名《大唐中兴颂歌》,弟子潘耒在刊刻顾炎武诗文的同时,对作品内容大加删改,但潘耒又确能承接顾炎武的金石之学,并亲临湖南,游历浯溪,不啻代替顾炎武完成了未竟的愿望。     

安阳修定寺塔年代补证及历史价值

安阳修定寺塔的文献信息、建筑形制、石雕风格、砖雕风格等,将其始建年代指向北齐天宝年间,唐代晚期有过大规模整修。修定寺塔历经两次灭佛事件的破坏、近代的盗卖和破四旧的摧残,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承载了很多历史信息。     

云南地方文献书目述略

地方文献书目之内涵 地方文献书目是揭示报导有关某地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文献信息而编制的书目,能提供一地的全面材料,反映一地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以便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服务。 我国记载地方著作的书目始于北齐、北周之间,据唐人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近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仇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近代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认为:《坟籍志》一书兼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 隋唐时期成书的地纪及图经,多纪一地舆地、四至道里、物产及风土,很少著录艺文。宋代纂修方志,借鉴“正史”始有“艺文”之著录,如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范成大之(绍定)《吴郡志》通过“杂记”录整篇诗文,但无书目。南宋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撰《剡录》,卷五有书有文,既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等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共43部,又移抄谢安戴逵等人有关剡(浙江嵊县)的单篇文章若干篇,实开地方志著录文献图书之风气。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山阴人祁承(火业)的《两浙著作考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正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名实辨

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无论其归类为小说家还是小说,均为当时人所理解的小说作品。这一归类创始于《汉书·艺文志》而定型于《隋书·经籍志》,主要体现为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政教学术是其立类基础和价值评判标准。其较少著录唐宋传奇甚至根本不著录通俗小说,也与这一部类的设定原则密切相关。至于此类著录中有许多不合今人小说标准的作品,那是古今小说观念差异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些作品在当时人眼里的的确确是小说的历史事实。     

从西汉文献类型看《史记》体例之来源

司马迁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书写模式。但如果溯流探源,则《史记》的各种体例都不同程度具有早期渊源,司马迁是在早期文献的基础之上,赋予旧有文献形态全新的形式和功能。《汉书·艺文志》和出土简帛文献为理解战国秦汉之际文献的类别和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探究《史记》本纪、世家、传、表、志各体文本组织形式、文本功能及其与早期文献之间的关联,可为理解《史记》的史学范式及司马迁的史学创造提供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