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及类型研究 ——基于C市3个社区的实例考察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水平和质量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为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有必要研究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动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力主要是资源获取与价值追求,文章据此将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分成四种类型:主动依附型参与、被动依附型参与、主动独立型参与、被动独立型参与.文章通过分析C市3个社区的实例,认为主动独立型参与效果最好,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并提出应以扩大居民参与的收益、降低居民参与的成本以及规范居民参与的过程等方式促进其他参与类型向主动独立型参与转变,实现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以苏州城市老新村改造为例

本文利用2010年对苏州市接受老新村改造的四个区中的450名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老新村改造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日常生活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比较,对社区硬件基础设施和社区软件建设与居民的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老新村改造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较高,日常生活中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较低。社区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充分利用、社区软件中的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改善和服务的质量的提高可以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

根据2008年在厦门市收集到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厦门市居民参与PX环境运动的动机。分析表明,居民的参与行为可以分为信息性参与、诉求性参与和抗争性参与三种类型;社会动机是影响居民各类参与行为最为显著的共同因素;一般环保动机会影响信息性参与,自利动机和厦门环保动机可以促进诉求性参与,而自利动机会影响抗争性参与。厦门PX环境运动具有“群体动员”的特点。厦门居民参与PX环境运动只体现出浅层的公民性,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缺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深层原因之一。     

增能视角下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研究——以武汉市B社区为例

在人口老龄化和新时代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实务在促进越来越多的随迁老人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武汉市B社区,社会工作者通过支持随迁老人参加志愿服务、协调建立“银龄学院”、帮助组建随迁老人自组织、促进老人参与党建工作等服务,有效地满足了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增进健康、丰富文娱活动、自我实现等需求。由于随迁老人参与积极性差异大、参与范围有限及参与时间不稳定等现实问题,从个人、人际和环境层面提出增强个人能力、增强参与意愿、创设便利条件等建议。     

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激发公众环保参与,无论对于实现社区环境治理效能提升,还是社区整体治理水平提升均具有现实意义。但低收入群体社区参与不足是普遍性的客观事实,分析发现,第一,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率较低,且城市低收入群体参与度高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第二,较高水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政策公开透明)对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保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社区政策透明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三,福利资源的获得对低收入群体社区环保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在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中,可通过畅通参与渠道给予低收入群体参与的制度保障,增强其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通过优化社区政策环境激发其参与热情。此外,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参与率低的问题,还应在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上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研究

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农民参与能力是维护农民环境权益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民有效参与农村治理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参与能力结构,从制度、组织、文化、意识和渠道五个维度探讨农民参与能力提升的主要瓶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从健全公众参与激励制度、支持农村环保组织发展、培育农村参与型治理文化、提高农民环境主体意识、发挥新媒体渠道优势等方面提升农民参与能力.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管制、公司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保证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将银行资本监管、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等因素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从理论上考察了银行外部管制环境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而且对于讨论在中国存在隐性存款保险条件下,针对银行不同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不同的管制措施,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我国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何以可能

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个人权益、规范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维护政治运行稳定的目标。面对目前的障碍,应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加强互联网制度建设、完善政治参与路径、倡导高尚网络伦理等方面寻找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现实路径。     

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

基于对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着重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普遍信任则会显著降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而血缘信任、业/学缘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人际信任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制度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另外,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不同老年群体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兴趣的若干方法

就目前而言,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状况还不适应社区建设的需要,其突出表现在:一是相当一些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比较淡薄。他们虽然生活在社区,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对社区建设尽一份责任和义务。甚至错误地认为,社区建设完全是政府行为,是政府投资建设社区,让自己坐享其成;二是相当多的社区居民尤其是中青年居民和居民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尚未经常参与社区建设活动。在许多社区,经常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的主要是少数老人,尢以老年妇女为多;三是居民的参与内容主要局限于出席居民会议及楼院卫生清扫、文体健身等一般性社区活动。本文就这一问题将进行讨论。     

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基于111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枫桥经验”“最多跑一次”等在全国的推广,说明基层治理创新可能成为突破性治理变革之基础。学界针对基层政府创新的成因、发展与扩散进行了讨论,但对孕育创新的因素、条件的组合配置则缺乏关注。本文构建了一个由创新动力、环境和资源组成的分析框架,以B市H区平安建设创新评审活动的创新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对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发生路径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区域发展水平、舆论支持、社会参与、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是影响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可组合成“动力主导—外部驱动”“环境资源—社会参与”“资源主导—智力资源”三种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     

对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参与不足之分析

在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推进下,社区居民自治参与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社区居民本应在社区自治中发挥其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通过在h市、w市、j市、s市四个地方的调研,笔者却发现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自治参与中是“缺位”的,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对自治参与不足现状进行剖析,力图从现有体制、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社区居民现代生活特征层面中寻找出其内在的原因,并尝试在参与体制创新、参与意识塑造与行为模式变革三方面提出务实的对策。     

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弱势群体社区参与特征、影响因素与动员策略 ——基于北京、淄博市部分社区的调查

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对其福利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公民权利理论及"结构—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动员理论为指导,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对北京、淄博市部分社区的居民社区参与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动员策略.研究发现: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具有低水平和不平衡的特征,民事权利类参与率较高但频率较低,社会权利类参与率较低且不平衡,政治权利类参与率最低且与普通居民差距最大;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率与就业状况、年龄、居住时间等自身因素及社区认同、社区组织发展、邻里关系、社区工作者专业化、参与渠道等外部因素显著相关.对比普通居民的社区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弱势群体的社区参与除了常规动员策略,更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使用.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以服务为本的社区社会工作

创新社会治理,基点在社区,核心在服务。以“善治”为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实际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柔性”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和方式,明晰各个治理主体的地位,实现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培育社区参与,重建居民的主体责任,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开展社区治理;以专业的力量促进基层社会自助、互助与公助,努力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探索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