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论唐代京都赋的文化意涵

京都赋作为辞赋作品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在推阐京都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辞赋家李庾、崔损等在他们的笔端尽显京都文化风采,主要体现有三:第一,展现京都多样的社会风貌;第二,宣扬京都的王道政治理念;第三,崇尚京都的礼仪典章制度,由此彰显出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精神。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古代山水审美中物我关系的重构——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中心

谢灵运《山居赋》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卓有建树，在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理论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拓展了中国古代山水审美中的物我关系，即改变了先秦两汉以来的单一静观方式，形成了居游享受与审美赏会相结合的物我关系，体现出对山水审美中身心关系、性理关系的思考。《山居赋》中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不同于辞赋传统与以往的山水栖居传统，而是表达了以“意得”“赏心”为旨趣的观点，开拓出超世与现世的自得之场，影响着后世山水审美中对主体精神的构造。     

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两种各自独立的文学样式,但在审美趋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那便是贵族化和典雅化,“崇雅尚丽”是其共同的追求。辞赋作为汉魏晋六朝的经典性文体,对骈文影响最大。就发展路向而言,是赋的日益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做文章,最后形成骈文;就其实现方式而言,则是各类辞赋日益骈偶化,然后为各体文章所利用和借鉴,最终形成骈文。辞赋不仅给予作家以突出的骈对意识,而且为骈文提供了四言、六言和骚体等各类偶句的骈对资源。     

新时期骚体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骚体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是在骚体赋概念的界定及所属范畴划分上,对其是否包含拟骚之作、是否归属于诗等问题进行了辨析;二是总结归纳了骚体赋的题材内容及艺术品质;三是对骚体赋作家、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个案式解读分析.以上研究成果,不但明晰了骚体赋的文体特征,总结了骚体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对于推进辞赋研究整体进程亦具有重要意义.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

作为我国赋体文学的一类重要题材,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有助于现代人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文明进程.第二,它包含了中华民族诸多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第三,它对古代其它文体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看清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刘克庄晚年的辞赋革新理论

辞赋这一文体,自楚辞发轫,经过近千年发展,至南宋走向衰亡。宋末文坛领袖刘克庄晚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提出了许多革新理论。包括在赋体源流上以《离骚》为赋源;反对蹈袭模拟,主张“仿其意不仿其辞”;推崇体式上多有新变的柳宗元“小品赋”和宋代兴起的“新文赋”,力主辞赋创新。虽然此次革新最终失败,但是作为辞赋发展史上最后一次比较系统的革新尝试,仍有其重要意义。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近代公共传媒中的晚清域外游记,在传播方式以及书写特质等方面均与现代报告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其一,晚清域外游记不仅登载于现代报刊杂志上,而且侧重于以纪实方式描述社会、传播信息;其二,晚清域外游记多指摘时事、传达意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其三,登载于报刊的晚清域外游记,在行文方式上多采取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新知的目的;上述特质与现代报告文学的三个特点(新闻性、纪实性、文学性)可谓一脉相承。     

略论建安辞赋观的转变

建安时期是赋学观念的转折期。建安赋论重视赋的艺术功用 ;强调赋的抒情特征。在表现形式方面 ,建安文人主张对汉赋的“华丽”进行批判继承 ;在题材选择方面 ,他们要求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拓宽选材领域。建安时期辞赋观的转捩 ,是时代环境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的发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我们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赋之外 ,社会下层还流传着一种或讲故事、或调笑取乐的通俗赋体作品 ,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 ;失传已久的秦汉“杂赋”也可借助敦煌俗赋而了解其大概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大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及其文学价值

汉大赋以铺写名物见长,而名物依托土地产生,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汉大赋对域内名物的书写,真实与想象共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物在赋中汇聚于一地,传达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标志着郡国臣民臣服于天子;对域外名物的书写,以中外交通为前提,名物由域外输送至中土,寓意万邦来朝,是“天下”内涵的丰富与“大一统”观念的延伸。赋家有意识地呈现具有地理标识的名物,而名物因其固有的地理特征则增强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能够发掘名物的叙事功能和修辞效应,并进一步认识赋体文学的“巨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