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反思与重构：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裁判执行机制探析

生态修复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类案件裁判执行的核心内容,因生态修复的专业性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开放性特点,传统裁判执行机制面临专业性、科学性的诘问,环境公益的整体救济效果不佳。生态环境公益保护与裁判执行机制的冲突纾解需探寻新的路径。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的联动执行机制,强调政府、环保团体、专业技术团体等与执行法院协同合作,在现有执行机制基础上补强执行法院的专业性与公益救济整体性的不足,共同推动涉及生态修复公益裁判的顺利执行。联动执行机制的规则体系主要包括联动执行主体规则、联动执行程序规则以及联动执行责任与激励规则构成。通过完善联动执行规则体系实现生态环境公益的综合治理与环境公益的整体救济。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

我国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对跨区域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以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为视角,通过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状的调查,分析其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有效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能有所裨益。     

多元协同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与架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由未知因素叠加引发的跨域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新冠肺炎疫情必须采用多元共治的逻辑机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逻辑架构,树立多元协同的治理理念,提升多元协同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强化舆情监测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有序合作,健全法制体系以确保多元主体协同的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要求,从而推动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囿于行政边界的分割,集中连片特困区已演化为一个具有较强行政壁垒的边缘地区,大量跨域公共问题由此滋生,现有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模式在应对上述问题时已显得举步维艰。集中连片特困区要想超越行政区划的藩篱,从整体上推进扶贫攻坚战略,必须率先在公共管理模式和机制上有所突破,要为常态性的跨域扶贫和协作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应摈弃原有的行政区行政观念,转而构建"跨域合作、多元协同"的跨域治理模式。以武陵山区为案例探讨了集中连片特困区跨域治理模式的内涵和逻辑,并深入分析了上述模式得以有效运行的相关配套机制。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缓慢,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路径,应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激励机制,以形成自励式的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

在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背景下，流域内各主体普遍形成了协同保护的共识。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过程的集体行动分析框架，通过对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生态协同保护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黄河流域不同区段的现实困境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上游存在贫困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地方竞争与区域协同冲突和协同风险较高的困境；中游主要存在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发展冲突、生态用水与工业用水矛盾突出和管理分散难以满足协同需求的困境；下游则存在合作成本高和参与意愿低的困境。基于此，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应进一步深化流域协同、完善流域协调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约束机制和加强复合型合作机制建设。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ICA框架下跨域环境政策执行的合作困境与消解——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为例

合作机制的构建是达成区域合作、提升跨域环境政策执行效力的基本保障。以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合作机制为考察对象,将其根据自治程度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以及七个具体类别;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ICA)理论框架审视不同类型合作机制的交易成本与合作风险,发现流域间生态补偿政策执行陷入合作困境缘起于现行合作机制内含较高水平的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结合我国现实情境提出完善非正式合作机制等消解策略。合作风险和交易成本是构建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合作的最大阻碍因素,尽可能消弭其不良影响,进而依据具体问题构建并相机选择高效合作机制是走出合作困境的关键。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生根见效以及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持续提升党的生态治理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为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环境保障"的宏伟目标;坚持生态治理深化改革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持多边主义生态治理原则.     

大气污染治理的府际协同问题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天气出现频率增加、污染范围扩大凸显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对其实施有效治理已迫在眉睫。大气污染具有跨域性,它要求相关政府之间进行合作治理,并形成持续协同的机制,以实现整体环境最优化。从"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生成逻辑来看,京津冀地区府际合作治理大气污染存在协同乏力、制度掣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激励不足、治理组织虚置、治理标准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完善、补偿机制缺失等。利益需求的差异性和治理方式的不协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京津冀合作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从价值共识、组织共建、法治互动、利益共享等维度实现动力激励和制度保障与约束,是府际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内在要求。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府际关系的理顺与跨域治理的实现

府际关系大致可归结为纵向、横向、斜向三种类型.不同向度的府际关系表现各异."职责同构"和"向上负责"是单一制的现实表现.服务导向是理顺府际关系的切入口.跨域治理是处理府际关系的突破口.其中,跨域治理的驱动力是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合力;城市群是实现跨域治理的重要依托;建立各级各类非政府的跨地区合作组织是跨域治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