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与易卜生的“创作场”

被誉为“近代戏剧之父”的亨利·易卜生,是曹禺较早接触其剧作,并深受其影响的外国剧作家之一。曹禺的剧作受易卜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启发和激励曹禺走上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道路,并使他蜚声剧坛的,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创作场”所体现的积极、进取的审美意识.     

漫论曹禺的“主题学”

作为学者型的现代剧作家,曹禺在其创作生涯中不时进行着关于“主题”的思考。本文拟以曹禺对于主题的有关论述为基点,进行一次主题学领域的理论探讨。这不但可以为研究曹禺剧作主题提供有效的阐释工具,而且为建构主题学的理论体系作出有益的尝试。     

康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女神》中的体现

本文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论阐释了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一些意象 ,认为 ,郭沫若创作《女神》的基础是哲学 ,读《女神》产生的哲理思辩是诗歌欣赏较高的层次 ,而诗歌的意象能给读者产生一种哲学思考正是它的重要艺术魅力。     

论《雷雨》的“误读”

曹禺的《雷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古希腊“命运悲剧”式的爱美剧作,但它却被用于职业演出,面对广大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普通的中国戏剧观众。“错位的对接”自然导致极大的“误读”,但从中正充分展现出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心理。曹禺准确把握住了“误读”的实质,并自觉尊重、适应之,以中国观众戏剧审美心理为基础,创造出《日出》等一部部“本土化”的佳作,使话剧这种完全自西方泊来的艺术最终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生根。正是“误读”造就了杰出的剧作与剧作家,指明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方向。     

《蜕变》之“变”

《蜕变》是曹禺抗战时期创作于重庆的一部话剧,作家试图通过该剧表现“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并实现自己创作模式的转变。但事实上在《蜕变》中作家既没有成功地展现出人们生存环境蜕旧变新的真实过程,也没能成功塑造出蜕旧变新的人物形象,其创作模式的转变反而使其作品沦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以前作品中的那种诗意与美感荡然无存。     

论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贫”与“病”

黄仲则,清代著名诗人,诗才名噪一时.而命运多舛,一生怀才不遏,“贫”“病”成为其人生的真实写照和显著特征.其“贫”主要表现为:家境贫寒、穷愁一生;情感贫苦、凄苦愁情;仕途贫滞、功业无成.其“病”主要呈现为:身体赢弱、病体沉疴;性格缺陷、抑郁缠身;诗歌病态、悲感凄怨.究其“贫”“病”悲剧的成因,既有时代、社会的根源,也有个性的缘故.“贫”“病”中的黄仲则,虽有过反抗,却最终妥协,在其最美年华匆匆而逝,留给后世无限感伤.     

论《诗经》“元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

通过对《诗经》305篇经典诗作进行文本细读,会发现“诗三百”中存在一个贯穿全书的创作原则.这个创作原则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与近现代国内外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各种现实主义有明显区别.根据《诗经》作为儒家“元经典”的性质,应将其称为“元典现实主义”.《诗经》既钟情于“典型”,又坚持了“事信而不诞”与“义贞而不回”的相互牵手;既注重表达群体诗人的丰富“情态”,也实现了“情深而不诡”与“风清而不杂”的比翼双飞;既执著于干预“人间世”,又达到了“体约而不芜”与“文丽而不淫”的交相辉映.     

宏大叙事下的抒情诗——从《百合花》看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

茹志鹃的小说以“清新、俊逸”而受到评论家的称赞,《百合花》是其风格的典型体现者。在半个世纪的流变中,论者大都把第一人称叙事、侧面描写战争、细节描写等作为这篇小说反映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具体体现。文章从女性视角、文本丰富多变的情感、别具深意的景物描写三个方面入手,再次解读《百合花》,试图重新阐释其“清新、俊逸”的美学风格。     

“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悖谬--论《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身体书写

汤亭亭的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将族裔身体的表征编织进了小说的后现代叙事中。在惠特曼·阿新打算创作一部戏剧到戏剧最后上演的线性发展过程中,“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情感模式共时存在。“种族自憎”表达了对族群社群的摒弃,而“种族自爱”表达了作者希望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平等的多族裔社群的理想。但是“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之间显而易见的对立构成了悖谬。而通过思考其悖谬之处可见,汤亭亭在强调肤色差异性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多族裔共存的理想是一种“新种族主义”,它无助于华裔顺利归化进入美国社会。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

董仲舒的经学思想涉及到某些文艺问题,其中有创见或新意者,是他的“《诗》无达诂”说和“中和之美”说.“《诗》无达诂”严格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而是“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的经典解读方法.它对于文学思想的价值,是给文学阅读活动提供了认识上的重要启发.“中和之美”说对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董子把它纳入到顺天法地、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系中,由天地具有“中和之美”而落实为人的修心养性功夫.因此,“中和之美”说也并不是本色的文学思想.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人的情感,认为怒、喜、忧、惧皆宜“反中”,就包含了人的情感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思想的意义.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食堂”与“堂食”

“食堂”,指机关、团体供应本单位成员吃饭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1998年修订版)。它最早见于晋代,是旧时寺院或公堂中的公食之所。晋法显《佛国记》:“入食堂食会,威仪齐肃,次第而坐。”唐赵《因话录·征》:“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又序行,至食堂门,揖侍御使。”唐柳宗元《新食堂记》“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县内之右,始会食也。”由此可见,在历史演进中,“食堂”的外延逐渐扩大,并且它从古代汉语直接承传到现代汉语中。而它的同素逆序词“堂食”却未能承传下来,随着岁月的流转而逐渐不被使用,最终成了…     

理性的观察与情感的“阻隔”——从《参战》看陈西滢“理智”的得失

以“理智”自许的陈西滢,在《参战》中却情绪化地对“这样的中国人”以“呸”相向,引来一片责骂。但综观《西滢闲话》,他的“呸”以及不赞成向列强“宣战”的态度,又是理性的观察与判断。陈的理性精神使其对民众的弱点及“宣战”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但单向度的理性思考、与民众情感的“隔”,又导致他社会文化视野不宽,对民众认识的片面性。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     

“林译”与《小说月报》

作为民国初期文学大刊 ,《小说月报》是“林译”的一个重要阵地。本文认为 :《小说月报》中的“林译”多为后期“林译” ,它在质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仍能在这一大型刊物中占据重要位置 ,主要源于它在当时拥有一个强大的舆论背景。而大量“林译”的刊登 ,不但影响到《小说月报》的风格 ,而且还影响到其中的创作。文章同时还分析了“林译”由盛到衰的原因 ,除了林纾本人小说观以及翻译选本的变化外 ,他所采用的语言、读者阶层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奇”精神的拓展

本文认为,无论是从创作方法的“虚构性”、创作动机的“审美性”、还是创作主题的“言情性”来看,《红楼梦》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传奇”风韵的小说作品。其中就“虚构性”而言,它实现了“幻”与“真”的互动;就“审美性”而言,它实现了由“趣”到“味”的提升;就“言情性”而言,它实现了由“爱情”到“人情”的深化。     

《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