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权力主题"

关注乡村权力状况是新时期乡村小说一个贯穿性主题,包括四个方面: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与经济,官场权力游戏.它们有所关联,但存在明显的递进演变,显示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以及乡村权力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了创作主体意识走向自觉的趋势.乡村小说的权力主题针对着乡村重要现实问题,体现了强烈社会责任感.     

"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存在着这类现象面临着相似条件的不同地区的同一行业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命运,有些地区一度兴盛、并成为一方经济支柱,有些地区则维持旧貌、甚至衰退以至消亡.原因何在?本文认为,这种不同的结局乃在于人文生态的差异,文章从"地方能人"的视角分析了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原因.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顿挫

文章从"新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矛盾,拉大了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精英俘获"与"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政策"基层空转"的归因及其反转策略

乡村全面振兴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但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目前,乡村振兴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表面化、敷衍式等"基层空转"现象.透过"精英俘获"理论视角,发现乡镇政府被动俘获、农村精英主动俘获与普通村民认同俘获是造成政策"空转"的内在原因.为此,应采取加强乡镇政府政策服务公信力、重塑农村精英的村级服务环境以及培育普...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在"现实"与"观念"之间——论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格局

基于时代变化,1990年代乡村小说叙事呈现出现实凸显、观念尚存的形态。以关注现实和偏离现实为标志,具体分析现实主义冲击波和以陈忠实、莫言等作品为代表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试图从宏观上对1990年代的乡村小说叙事作整体的归纳、概括,并进一步对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之流变及其特征作出解释。     

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机制研究——从科层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单中心"的科层体制是形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出路,是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个治道变革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交易成本,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与"三荒"问题——生态环境史视角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未能建成以"先王之世"相标榜的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其反倒成为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恶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其中,环境问题则是土地开发夭折与乡村社会过早陷入"三荒"危机的重要病理之一.最终,明前期的"三荒"现象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与它在前代的对应物一起推动着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     

"苏南模式"的转型与乡村先富参政--兼论农村社区整合手段的变化

本文讨论的是先富参政现象,但并没有局限于先富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先富参政与苏南模式的转型是有内在联系的,文章的重点也是在挖掘这个联系的基础上凸现先富参政在市场中介、组织农民、乡村治理结构、村合作文化的转型等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讨论了乡村社会整合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     

"多彩贵州"乡村体育旅游的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体育旅游逐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强身健体的新宠.它是人们在闲暇之余为达到返璞归真、释放压力、寻求刺激、冒险、健身等多种目的于户外进行的各种身体活动方式.贵州虽然拥有丰富的适于乡村体育旅游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但目前贵州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当前,应抓住机遇,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大力发展乡村体育旅游业.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