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评价与建议"——基于2560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为量化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成效,笔者结合文献资料、访谈和初测,构建“三级”调查指标体系,对六个“村改居”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2725份问卷,通过对256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指标值域分析,社会指标的因子方差、因子载荷矩阵以及验证性因素的实证分析,呈现了“村改居”社区治理总体发展趋势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社区管理、休闲娱乐和服务就业社会指标的评价较低,因此,针对性地提出了调动社会资本、创新网格化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灾后重建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机制与经验研究——以汶川地震灾后三地社会工作发展为例

汶川地震后社会工作在灾区形成嵌入性的发展,这种嵌入性发展的条件需要有专业权威的影响力、有专业服务产生的示范效应、有嵌入的互惠效应。它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灾后重建嵌入机制,首先有专业权威人士对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专业人士“主动推销”社会工作;其次,社会工作服务得到当地或上级官员和服务对象的认可与肯定;最后,政府形成发展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形式上为文件）“主动接纳”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形成了社会互构共变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一种形态,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经验。嵌入性发展中还同时存在一些困境：主动嵌入与主导嵌入的问题、反嵌入与嵌入后的脱嵌问题、嵌入发展的空间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公共服务中的泛化误区、效能悖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

服务型政府服务效能的提升并不简单等同于满足更多个体要求，也非面面俱到的有求必应。一旦政府服务泛化反而可能加剧个体诉求表达的日益私利化，政府治理权限的实质萎缩，以及公共秩序构建逐渐乏力。服务型政府职能事实上应包含治理以及治理基础上的服务两个层面。这就要求服务型政府构建的重心应置于多元利益的甄别、引导与整合，以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为核心，理顺区域内部的社会关系与公共规范，推动民众形成积极正向的集体共识、利益取向并能够迅速地采取集体行动，使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未来服务型政府建设应进一步把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标准的“人民性”特点，彰显公共服务主体的共享共建特点，并基于服务效能强化加速政府职责体系变革，以行政活力度提升为基本要求鼓励行政方式创新。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三重逻辑、推进重点与创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增强社会信任与韧性,基于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效能治理,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把“金钥匙”,要遵循社会治理思想流变、格局演变和环境变迁三重逻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响应式布局、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项目化推进和标准化建设,有效实施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合作治理、专业治理和共同治理。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在于发挥党建引领功能,牢固树立全周期服务理念,提高现代治理服务能级,完善共同缔造模式,创新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体行动,实现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嵌入与融合创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实施管办分离的路径选择——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

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诸多理论主张,如公共利益理论、民营化和市场化理论、非营利性组织理论、政策工具与合作治理理论。所有这些理论的根源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公共服务供给链条的可分离性以及分离的措施。北京海淀区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国资委模式是体制内探寻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分离的代表性努力,湖北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事业单位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公共空间的一种被迫让渡,宁波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则是主动引入第三部门。三者是探索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公共服务管办分离的典范,也是推进管办分离的三种路径,具有标杆价值。     

购买服务中的合谋:科层制逻辑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影响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已成为各地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来完成职能转移、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也逐渐成为共识,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也就成为了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讨论了N市在购买服务中的创新实践,反映购买服务初次探索中形成的街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超管家关系",以及在第二次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区民政局试图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来引入具有市场逻辑特征的招标与契约管理以达到服务目标,但却需要面对合谋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表明,在社会服务购买中所倡导的严格合同管理及强调绩效等市场逻辑的背后,科层制逻辑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不仅相互碰撞冲突,也交织互容,对两者合作关系的治理更应从加强合同管理能力,构建良好合作及共治网络的角度来考虑。     

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厦门市的案例研究

本文是"厦门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公共服务有效提供"课题研究报告的摘要.作者首先描述厦门市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说明当前厦门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提出以政府大力培育公民社会,改变单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平等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多中心治理"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新格局为核心的总体改革思路;并从职能定位、体制创新、流程再造和管理方式改进四个方面.提出厦门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具体对策建议.     

多维互动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为研究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既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而对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的关注还不够。基于案例实践研究发现,与单向度治理、双向互动相比,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善治导向,积极统合资源维度、治理维度和改革维度,呈现出新的治理范式。它以集成式治理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以协同化治理有效破除基层社会的条块梗阻,以参与式治理充分激发主体活力和动力,从而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简约高效治理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多维互动治理注重变化社会中的治理资源链接、治理结构优化和主体力量调配,突出以线上线下交互联动,折射出新的治理场域中相关要素的多样化组合与积极互动行为,进而为如何以治理创新推动基层善治提供借鉴。     

社会转型与城市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以上海为例

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城市公共产品的要求及其供给中存在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提出了城市公共事务合作共治的现实需要。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在理论上的区分则引出了城市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可行性。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应当根据各自组织的功能比较优势,形成网络状的治理结构,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     

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论争

虽然“公共服务”一词产生已有百年历史,但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范围、供给主体、行动逻辑和功能定位等“基本问题”至今依旧存在理论认知上的分歧与争论,不仅影响了公共服务实践,也削弱了公共服务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厘清公共服务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必需。基于对公共服务“基本问题”论争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情境中,理论上应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质,在实践中要坚持“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服务内容,深入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促进其工具价值与政治价值的平衡,实现公共服务从回应到前瞻的功能超越。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全球化新形势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服务型政府建设向公共服务供给提出了社会化、市场化和均等化的新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公共服务供给的传统理念向“以民为本”、“有限政府”、“民主公开”、“公平公正”、“高效廉洁”的转变.政府、市场与社会有效互动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要在明确政府定位的根本前提下,构建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     

公共服务供给与政府责任定位

作为政府介入的一种服务供给方式,公共服务不同于公共行政.为了保障社会和谐,政府有责任提供均等化的底线公共服务.那些超出底线之外的公共服务需求,则可通过市场化途径予以满足.在国家规定的底线公共服务之上,发达地区可根据自身的财政状况,适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讲,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中央需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协助地方担负起底线公共服务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