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中国古典悲剧价值论

中西古典悲剧由于在题材、人物、冲突、结局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了其悲剧价值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价值是一个从怜悯、恐惧到崇高的净化过程 ,那么中国古典悲剧价值则是一个从怜悯、悲愤到崇敬的教化过程。作为悲剧价值产生的前提都是“同情” ,但西方古典悲剧价值主要是审美同情 ,中国古典悲剧价值则主要是道德同情。在西方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理智上的理解、判断与思考 ,而在中国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中起作用的则主要是情感上的体验、识别与自证。如果说西方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是审美情感从低到高、从平和到激越的一个展射过程 ,那么中国古典悲剧价值的获得过程则是一个从平和到激越又回归平和的圆转过程     

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之善的科学化

在“人性科学”的范式下,十八世纪的英国启蒙思想家逐渐发展出一种仅仅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理论不仅不依赖于超自然的外在预设,而且还隐含着一条伦理理论科学化的内在脉络：起于从“性恶”到“性善”的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由此,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把道德之善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对此有关人性善恶的情感主义启蒙逻辑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在整个道德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还可为理解现代道德观念体系提供一个重要切口。     

重读康德的理性概念——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现代意义

在理性陷于危机的当代 ,重读康德的著作是走出迷茫的一条“林中路”。康德的批判理性强调人的道德进步和精神成长的重要意义 ,克服了启蒙理性只重视知识的片面性与独断性 ;康德的实践理性规范了“目的王国”中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把主体性推进到主体间性 ,从而为当代交往理论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 ,架设了通往后现代的桥梁。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门德尔松的启蒙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启蒙传统或者西方的启蒙运动.犹太启蒙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启蒙观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的视角.他的启蒙观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启蒙关乎理性知识和理性反思能力;第二,启蒙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第三,启蒙存在衰退和误用的可能性.门德尔松的启蒙观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从教养的角度理解启蒙,从而重新估价儒学的教养资源在启蒙过程中的作用;第二,启蒙有不同的层次与向度,但是都基于对理性的认可;第三,对启蒙的消极后果和辩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启蒙与同情--"五四"文学中"我"与贫弱者关系的一种透视

一般认为,启蒙是“五四”10年文学(1917～1927年)的流行色,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但是“五四”文学(包括高潮期及退潮期的文学)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抒发与贫弱者有关故事或情感的作品中,“我”对贫弱者深厚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同情往往会遮蔽启蒙甚至淹没启蒙。这种同情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启蒙意识的传达,但却无损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这种同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思维惯性的强大,足以影响到“五四”作家启蒙话语的表达。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论荀子德性教化的养情思想——基于《郭店竹简》为理论资源的比较考量

儒家学者的基本理路是通过教化而成德,或通过养性,或通过养情,其目的都是使自己的行为、情感获得一种普遍的伦理实体的认可.在道德践履中能够情感合度、行为适宜,并把情感、气质、理智获得了某种普遍性之后而内化为自己的德性形成道德主体的第二天性.这是情感、欲望、冲动被理智化、德性化而教化而成的在个体身上沉淀的实有诸己的品格,荀子以其人性趋恶的价值进路在情欲与礼仪的冲突与张力中矫性化情,在欲望和激情都融渗了知性的理性成分之后而把它从个别性的任性冲动状态提升到礼的普遍性状态,而以礼义涵化、乐以入心、习俗积糜情的熏陶教养凝聚成个体内心的生命品质.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比较的视阈：1940年代中国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文化精神

1940年代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呈现出两种文化路向,即“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按照卢梭的浪漫主义美学和五四新文学所开辟的浪漫主义传统之路前进;而“延安诗学”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承继了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精神内核,更加突出了政治功利色彩。这两种浪漫主义诗学的最大区别是：前一种诗学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哲学,它主要通过主体与个性精神的高扬来反帝反封建并进行思想启蒙。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是一种创作方法,这种浪漫主义就是对政治概念或政策图解后的一种主观理想与想象的展望和乐观的自信。其情感只能算是感觉论情感。它们都与政治结缘,但在表现时却有着审美的差异与分歧。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陈子昂诗的感遇与兴寄——基于儒家“相感”说的再讨论

儒家的伦理教化并不以规则或律令的“强制”与“命令”为主导,而倾向于在道德的示例中为他人确立可以取效的行为典范,在事态中生发道德感动,并由之产生自然而然的道德教化的效果。教化的要点,不在于给出一种生命理想完满的状态,而是在于对他人、它物的关切中,彰显生命的道德责任,并由之提示生命向善对于生命本身的成就。陈子昂在中古诗学中的意义,自儒家传统诗教视角而言,乃是在晋宋以来诗歌新风习的强势之下,重新倡导一种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追求的诗歌创作。故而,在特定的意义上,陈子昂的复古自然会更着力于道德教化的效应,并因之影响书写形式的选择。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道德情感的功用

道德情感是人类独具的高级社会性情感，又是与人的非理性因素之──情感机制──结合最牢的一种道德意识。尽管人们实际上总是把这样那样的道德情感带进自己的生活和劳动中，但远不是所有人都自觉意识到道德情感的存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理解道德情感的功能和作用。对道德情感功用的低估、无视，甚至否定，是当今社会一部分人产生“情感冷漠”、“情感压抑”、“情感枯竭”、“情感危机”的主观认识根源之一。而对道德情感功用的高估或夸大，又导致一部分人产生“情感滥用”、“情感泛滥”、“情感至上”、“情感主义”行为。所以，全面…     

教育的人性启蒙观念及其历史生成

近代以来,“启蒙”在开启了教育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启了教育从“奴化教育”、“物化教育”转向“人化教育”的人学传统,即教育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指向“人”的启蒙教化。在进步意义上,启蒙所促成的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实践使命,而教育的人性化转向,正体现了教育的“启蒙”面向与精神品性。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胡适倾向于浪漫思潮吗?——与汪荣祖先生商榷

汪荣祖先生提出,五四时期的胡适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启蒙",而是"出于激情",充溢着"浪漫情调",倾向于浪漫思潮,这打破了学界对胡适的已有论断。以卢梭为源点的浪漫主义是对崇拜理性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纠偏,其要质在于重振以情感为主体的自然人性,来抗衡历史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偏执。笃信科学,把科学理论化为思想观念,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胡适,既已热忱颂赞"工具理性文明",又怎能归于卢梭一类的浪漫主义思潮?根据史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点"过气"的味道了,而把一生尊崇自由主义的胡适纳入浪漫思潮则更显得错乱。     

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