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胡适与《新青年》:中国文化的现代言说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媒体存在,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新派文人的运作之下,它以激进的改革思想与平和的说理态度,以语言、诗歌和戏剧的变革为突破口,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与《新青年》营造了一个传统文化现代言说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知识界主观“误读”西方的先河,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弊端,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潜在影响。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美丽”与“暧昧”的对话伦理及其共通感奠基——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再考

今天，从“对话”的视角重读两位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颁奖礼上的演讲显得尤为重要，即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与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以往学者大多对川端与大江加以对立式解读，然而在“美丽”和“暧昧”的比照中，也暗含着“对话”的逻辑。在柄谷行人看来，“对话”并非一个象征形式的去主体化过程，而是一个将异质性他者纳入其中并与他者共在的伦理过程。基于这一阐释，“他者”得以作为内在于“美丽”与“暧昧”之关系性构成中的重要一环被揭示。同时，共通感概念对于“复数的主观性”的要求可视为赋予审美鉴赏以普遍性的一个契机，也为这种关系性视角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策略与方向性的指引。     

“茅盾现象”:一个理论反思课题

在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进入“现代”层次,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学中的“基因”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撞击、交融的结果,而代表着我国文学强烈的汇入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潮的自觉意向,出色地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引进、融汇、倡导、创新的历史责任的,又当首推鲁迅和茅盾。如果说鲁迅的奠基在前,那么茅盾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接受进化论思潮的“向内转”

进化观念自西方引入以来,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思想史上的多次理论论争与新的学术命题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关联。经过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之后,近现代中国对进化论的接受逐渐出现了由注重生存竞争到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创造的“向内转”倾向。这一转向是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创造性转化外来思想的结果,也是中国思想话语自主创新的范例。《东方杂志》《民铎》持续发表多篇翻译、介绍乃至研究进化观念的文章,对深入了解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年宗白华是这一时期柏格森生命进化思想的直接接受者,他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五四”前后对柏格森“向内转”的进化观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对推动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讨论过程中对科学的反思、对柏格森生命进化的借鉴无疑强化了进化观接受的“向内转”,促进了“人的解放”现代思想潮流的发展。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接受进化观念的中国背景与中国立场,同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动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顷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门把邓所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②。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的第一篇即为《邓折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孟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人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