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究竟是"承认"还是"认识到"?--就中美上海公报中的一个史实问题答罗志田先生

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的大作《学者立言宜谨慎———也说中美外交中的“承认”与“认识到”》 ,不同意笔者《是“承认”还是“认识到” ?———评人教社历史教材对外交原则问题的歪曲》一文的观点。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的措词 ,只要加以简单的对比 ,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 ;中美上海公报中 ,用的是“美国认识到……” ,而中美建交公报中文文本中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就是说 ,中文文本是从“认识到”到“承认”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而不是像罗先生所理解的从“承认”到“承认” ,没有变化。     

五十年来的“狂人”研究——关于形象和主题

本文对建国以后学术界关于“狂人”形象和作品主题的研究成果作出概括和评述，从一个侧面勾勒出《狂人日记》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五十年来人们对《狂人日记》理解的逐步深入且接近正确，为新世纪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何谓“真的人”,如何“候补矣”——《狂人日记》叙事肌理及其底蕴再探析

鲁迅小说成名作《狂人日记》历经百余年众说纷纭而又渐趋整合的密集评析，已形成文本整体上被重复论述淹没、被过度阐释覆盖的状况。但对于狂人向大哥宣讲“真的人”的道理，以及狂人最终忽然不药而愈并且随即“赴某地候补矣”的结局等关键细节，一直未有足以贯通作品全篇脉络的恰切解读。这些细节紧密牵连着鲁迅与他所了解的尼采思想和克鲁泡特金学说的隐秘对话，也直接映现着进入《狂人日记》创作之际鲁迅自己的精神际遇和人生规划。依循这些发现，有关《狂人日记》叙事肌理和思想蕴含的总体认识，可望推进到新的层面。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相关问题

在《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中,有外来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元素影响,但学界百年来囿于鲁迅周作人的述说,一直忽略了对前者的探究。2012年李冬木论文提出:《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的生成,"是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当中获得的一个母题",日本学者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将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背景下的"支那""食人"言说引进国民性话语,与"吃人"意象生成有着决定性关联。此说引起研究界强烈反应。有关"吃人"意象生成的争鸣探讨,推动着《狂人日记》和中国鲁迅研究突破一国史观走向多国史观,并重视对鲁迅创作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基础研究,从而切当理解《狂人日记》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的思想艺术独创。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鲁迅小说艺术的一次跃进——《长明灯》解读

《长明灯》和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样,着重抒写的是面对庸众的先觉者的悲衰,表现着作者明白、热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然而,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作者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呐喊”到“彷徨”的过程。深沉的思索使小说在主题的揭示方面显得更为深切,艺术上则更趋成熟,达到了新的高度。     

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问世到现在,已经有六十一年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了今年,也足足有六十年了。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发表的第二年,我们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东方古国,终于爆发了一次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第一次要求得到做人的权利,从而喊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这是一件历史的划时代的大事!这六十年的历史,是伟大时代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是从封建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阶段的历史。但是,这伟大历史的开端,是和鲁迅先生这篇伟大作品——《狂人日记》的发表,紧紧地连结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也会自然地想     

文学实验与灵魂探险——论残雪的文学创作

残雪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当代现象级作家。她不断进行文学实验,并提出了“新实验”文学的概念。从早期的《黄泥街》《苍老的浮云》,到1980年代后期的《突围表演》,再到近期的《激情世界》,残雪始终致力于通过文本实验和叙事话语创新,探索自我的深度和灵魂的深渊。残雪对“自我”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然而,她的作品是否真的达到了她自己所评价的高度,还需要文学史的检验。     

新文学史上一个“怪圈”的背后——对《狂人日记》奠基意义的反思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到“四人帮”粉碎为止,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刚巧近乎一个“甲子”,在这六十年中,新文学在《狂人日记》这一声呐喊中诞生,从无到有,随着历史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但突然间,人们惊愕地发觉,它居然又跌落到了它的起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发难的中国新文学,又几乎被封建主义彻底扼杀。一个“甲子”的新文学史实,描绘出这么一个令人心惊的怪圈！ 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文学复苏了中国新文学的生命。     

论《马氏文通》的复句观

本文讨论了《马氏文通》对“联读之句”和“舍读而独立之句”的分析 ,认为这就是马氏用“句”“读”两术语分析汉语中对应于“泰西文”之“并列句”和“复合句”的句式。“句”相当于“泰西文”之“主句” ,“读”相当于“泰西文”之“从句” ,这已肇后世复句句法研究之先河 ,因而《文通》一书是具有“复句观”的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诗教”视域中的半部经典——以鲁迅、沈从文、茅盾和赵树理小说代表作再阐释为例

植根于"诗教"之说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实践中,不仅影响到与其直接对应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而且也影响到看似与其无关的、极度推崇文本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或"形式主义"的语篇细读方法。但由于我们习惯将"诗教"传统中功能论的一面("兴观群怨")推展得过度空泛、又将"诗教"传统中方法论的一面("温柔敦厚")突出得过度孤立,本应成为文学社会学方法必要的实证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文本细读,却常流于琐碎、轻薄,以至撕裂文学作品整体性和有机性。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上,就是对作品完整文本信息和文本架构的遮蔽或抽离。针对这一症候,就《狂人日记》《阿Q正传》《边城》《子夜》《小二黑结婚》等久遭"半部化"遮蔽的经典作品,进行纠偏式的再解读,可以清楚地揭示、比照出几种形式不一但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和方法上的乖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