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科学内涵、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创造性地就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做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重大决策。以历史定位与战略目标、实施路径与基本保障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食品安全战略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四个最严”为基本遵循，社会共治为运行体系，回答了进入新时代后涉及人口如此之多、对国计民生影响力如此之巨、治理难度如此之大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域“治理什么”“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展现了科学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中国方案。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政府购买与财政挤出效应——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学悖论研究

当前我国财政风险有不断向金融体制转化的趋势,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成为热点,特别是在我国的抗危机实践中财政消费和投资性支出在结构选择上存在悖论.结合近年以国开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银行转制带来的转型风险,搭建出近年我国重建财经秩序的措施所形成财政风险金融化的完整框架体系.     

全球化时空下儒家思想的脱域与重组——美国历史教科书话语的广义互文研究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从中国社会历史时空层级中“脱域”,“重组”进美国历史教科书文本,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体系,“话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广义互文为视角,分析儒家思想如何“脱域”并“重组”进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通过章节框架、内容编排及叙述话语三个层次上的互文,设立话语秩序、塑造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想象边界;凝聚西方社会的群体共识与价值取向;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与价值阐释体系。这样,儒家思想在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内,已经不是其原本的形象,而是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素材。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政府治理视野中的阳光财政建设——广东的经验及其启示

当前中国阳光财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障碍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不足;财政体制的稳定性较差;税收政策调整过于频繁;地方政府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通过对广东“阳光财政”改革的考察可以发现,广东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可以推行“三步曲”式的预算规范化改革进程,以最终实现政府治理视野中的中国阳光财政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的脉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代表”命题提出的阶段 ;充实内涵、形成体系的阶段 ;向实践转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完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历史定位。同时要注意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性     

邓子基教授的财政观——写在邓子基教授从事教学科研65周年

邓子基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学术研究达65年之久,是新中国财政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坚持马列,借鉴西方,立足国情,矢志不渝,锐意创新,融合前人和当代中西财政学者之说而自成一家之言,在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等研究领域,填补诸多空白.其学术精要——财政本质观:倡导、坚持与发展“国家分配论”;财政教学观:构建并发展新中国财政学科理论体系;财政管理观: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思想,反对“赤字无害论”,主张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财政研究方法论:“坚持马列,洋为中用”;公共财政观:在继承中发展“国家分配论”.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嵌入治理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定位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之治”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形成的国家权威、社会共识和民众参与平衡的新型现代化治理模式。现代化治理要求县级主流媒体探索从宣传喉舌向治理助手的定位升级：价值定位于传播根本价值、权威政策、服务信息，吸纳民意互动；关系定位于为治理部门提供信息连接服务，与上级媒体形成技术嵌套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矩阵连接治理客体；产品定位重点是地方民生社会新闻、地方政策新闻，以及舆论监督与问政服务、消费投诉服务。这种基于数字空间多维新连接的媒介化治理，既是工具理性的治理方法，也有人民至上和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本质。     

“亚财政”与历史周期律

如果说财政是关于财富的政治。那么,“亚财政”就是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的潜心力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细致地勾画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政治现象——“亚财政”制度。“亚财政”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国家正式财政：它使民众在缴纳“明税”之外还要负担“暗税”,“明税”体现了官民博弈均衡,“暗税”的潜滋暗长最终会突破民众的税负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变频发,社会崩溃,政权更替,实现新的博弈均衡一这正是中国历史独特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2014年4月,共识网记者就书中揭示的有关问题,专访了洪振快先生。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

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改革以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开端为历史大背景,与全球市场的初步形成,白银货币形成世界货币,即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改革源自市场的萌发,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改革没有推行一条鞭法的全国法令,《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是改革迄今遗存的两部重要文献;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重建的新财政体系,是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的全面转型,是中国二千年财政体系的根本转型,也标志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历史并非如既往所认识的,张居正改革人亡而政息了,相对王安石变法而言,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     

维护海外文化利益能力的症结点阐释与对策建议

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和历史的新方位，有效维护和拓展海外文化利益问题凸显。增强中国维护海外文化利益能力取决于文化主权战略的溢出效应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所谓文化主权战略和文化软实力，即在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焕发的价值感召力，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创造。创新创意力驱动下健全文化产业体系，从整体性与系统性两方面提升跨文化传播力，最终形成国家文化发展体系的文化统合力。在世界秩序变化中，某个文化体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跃升过程是文化体之间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不是冷战思维的对立性零和博弈，而是每个文化体都为世界文化秩序建构做贡献的群峰并峙，这使得全球文化渲染出多样性民族色彩，也使有效增强维护海外文化利益能力成为现实之需。     

国家、财政与社会:当代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新解读

本文梳理了现代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并借鉴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对新中国国家构建历史作一个宏观勾画,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当代中国经历的由国家一体化向理性化、民主化,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由控制型政府向调控型政府、治理型政府,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型社会、和谐型社会演化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趋势。     

财政工作要算好经济账和政治账

江泽民同志历来重视财税工作 ,他指出 :“财税工作不仅要算经济账 ,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这一重要论述 ,是新时期重要的理财思想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 ,是“三个代表”思想在财政工作上的重要体现。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一重要论述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把握财政工作方向 ,全面做好财政工作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既要算经济账 ,又要算政治账”是新时期重要的理财思想(一 )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必须算好经济账和政治账。在政府工作重心实现了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