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增强中央与地方纵向治理的制度供给。长期以来,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异化是中国纵向治理中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明显增加督察制度的启用,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角色、意义和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省的具体实施,可以看到,督察制度借助中央权威,实施自上而下的高强度控制,通过动员、进驻、反馈、整改、问责、"回头看"等完整程序,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从而有效强化了制度执行,提升了纵向治理效能。     

环保督察制度的渐进变迁及效力发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环保督察历经“督企”“督政”再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阶段的制度变迁.回顾环保督察制度变迁历程,不难发现其绩效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央与地方间环境信息结构的变化.中央在地方环境信息的督察主体、内容、获取渠道、反馈方式等方面的转变有效增强了“压力源”、汇聚了“信息流”,并进一步汇合成“问责力”,从而增强了地方环境治理的压力与动力,环境治理绩效得以显著提升.     

公众环境关心、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支出 ——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环保支出行为不仅取决于地区发展理念和发展状况,而且受到地方政府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以及上级政府和公众的监督.基于环境关键词的网络搜索评价公众环境关心程度,并以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为准自然实验,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强度(...     

空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角色研究——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公共事务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应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中外各国空气污染治理实践也都以政府为主导展开。空气污染治理成为我国政府目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以北京市顺义区政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在区域生态治理、保障辖区空气质量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也面临缺乏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联动、缺乏有效政策制定工具和治理手段单一等问题。     

地方政府环境污染的多中心治理——以山西省大同市为例

本文从多中心治理理论出发,以大同市为例,基于不同的主体,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政府、企业、公民三者沟通不畅;缺乏完整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公民参与不足;强有力且专业的执行人员短缺;缺乏系统完整的监督机制等,并据此提出了优化大同市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研究——以G市外经贸领域为例

行政审批改革是政府机关的一次"革命",本文对G市外经贸领域行政审批事项的运行现状进行研究,指出当前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的审批机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审批成本较高,行政审批事项权力下放不规范、统筹兼顾不足,审批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绩效考核手段单一,审批过程缺乏监督、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并提出从完善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完善行政审批改革绩效考核制度、构建和完善行政审批电子政务平台、完善监督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实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是世界各国面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共同问题.由于资源、文化条件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路径都不尽相同.本文以苏州市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观察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过程,分析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实现转型的路径和策略.     

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机理与实证:以江苏为例

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政府主导特征。以江苏为例的实证分析表明,地区之间的城镇化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即邻近地区城镇化率越高,本地区城镇化率也会相应提高,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具有趋同性。地方政府主导城镇化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未来,"以人为本"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根本取向和必然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有必要转变职能,从以经济竞争为主转向以公共服务竞争为主,实现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回归。     

政府与环保领域第三部门合作机制探究 ——基于A市低碳协会的现实考察

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政府与环保领域第三部门的合作越发受到重视和期待.通过对第三部门的文献研究和A市低碳协会实证考察,探究了两者之间在构建合作机制中存在着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工作人员专业化低等问题,并提出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人才培养、自身建设等途径促使政府与环保领域第三部门有效合作,以充分发挥两者效能,提升解决环保问题能力.     

论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以浙江省杭州市的城市建设实践为例

从近些年许多城市的建设实践来看,在许多重大的建设工程中,政府虽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凭政府的建设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依靠包括政府、市场、公民在内的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以杭州市为例,其在一系列关乎民生的重大工程中,通过引入公民参与机制,政府拓宽了民主参与渠道,探索了民主参与方式,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杭州市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引入的这种新的民主管理模式,不仅有效地体现了民主,而且改善了民生,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考

在分析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我们要探讨造成这些差异的区域性原因,提出地方政府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并重点就其途径、方法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地方政府公信力视野下信访制度研究——以S省XX市信访工作为例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民众在面对矛盾纠纷解决问题时有一定的偏好。文章在以S省XX市信访工作为例,对基层信访所涉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民主协商是完善信访制度的有效途径,并要扎实做好领导接访工作,完善信访大厅长效运行机制。     

民意：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以“番禺停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为例

是,作为利益主体之一的社会民众,能否通过一定的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然而,现实条件下,存在着诸如决策信息封闭、民意表达渠道不畅、政府回应机制不健全和保障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缺乏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民众间的良性互动。为此,地方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在程序、制度、理念及方式上相对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效率。     

转型期欠发达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以K市为例

本文以K市为例,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以转变思想观念、扩大社会参与、促进社会转型的发展道路,试图解决中国转型期欠发达地方政府面临的公共治理的主要问题。     

区域地方政府间的非对称关系研究——以粤港政府合作为例

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学者们在研究时基本都是假设合作的主体是相同政治、行政体制下的政府间关系.对于广东省与香港特区之间这一“一国两制”下跨越不同政治体制,在宪制安排、管治权力下存在不对称关系的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仍缺乏足够关注.笔者分析了这种非对称府际关系的表现及对粤港两地合作带来的影响,以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特殊府际关系的关注,丰富区域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的视角.     

村民自治的转型动力与治理机制——以成都“村民议事会”为例

村民自治嵌入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并适应着国家治理的转型。税费改革以前,村民自治具有突出选举的实践倾向,承载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期许。面对税费改革以来村民自治陷入的困境,四川省成都市以"村民议事会"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一条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有效结合的路径,从而推动村民自治由选举向治理的转型。基于"成都模式"的启示,地方政府应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调动农民参与,实现村民自治与政府治理的共赢,这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策选择——以吉林省政务大厅为例

1999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建设的行政服务中心(或称政务大厅)已成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公共服务模式和推进行政体制创新的前沿阵地和试验场所。这些政务大厅在探索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成效,但为了扫清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体制性、组织性和利益性障碍,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     

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及其内在逻辑——以煤矿安全治理为例

一百多年来,中国煤矿安全治理先后采用了市场秩序、政府监管以及全面国有制下的国家监察等不同策略.不同的治理策略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理.每一种治理策略都非完美无缺.良好的社会治理往往体现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和法律秩序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公共安全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行为失范,行为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本文以此次疫情为例,构建公共安全治理中政府使命、责任与行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比较不同地方政府应对此次疫情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措施,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履行前瞻性责任不到位,统筹协调责任仍有待加强,在运用规律和新技术降低损失方面履责不够,在公开和传递信息方面失责,在公共安全的源头治理方面履责不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风险防控动力不足;行为治理机制不完善,难以约束主观自利动机;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思维僵化;信息交流及沟通存在梗阻;危机治理受到技术、利益等方面的阻碍.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针对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问题,应建立第一吹哨人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履行风险治理责任,矫正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失范行为,树立公共安全治理底线思维、兜底思维和全过程管理思维,借新技术之力打通地方政府在数据信息传递中的梗阻,从制度、技术、法律保障等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公共安全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