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治理与大都市选择:温哥华例证

伴随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都市人口快速增长、环境压力、社会空间极化等问题都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然而当前大都市发展面临的治理体系缺乏弹性、权力过于分散、管理碎片化等问题阻碍着地方治理中的政府间合作、公私协作和社区参与。温哥华的宜居城市发展表明整体性的地方治理体系通过完善多元的、多层级的、动态的和富有弹性的治理体系,强化地方治理中的伙伴关系和共同协作,能够提升治理能力,进而促进大都市可持续与宜居发展。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改革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为继续推进大庆市社会治理改革的深化,应当从经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人本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建立社区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通过绩效评估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务,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大庆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和谐大庆。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考——以泉州市城东片区四社区为研究对象

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是有效推进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泉州市在＂城中村＂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明显成效。要实现以＂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创新,泉州应该在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发展、社区工作方式民主化、居民保障水平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提升、社区文化建设加强等方面继续进行各种有益探索。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智能化实践路径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社区治理智能化既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坚实支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省市社区治理智能化体系在帮助社区精准管控人员、精准进行资源调配以及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智能化思维不足、软件体系不够健全、实体平台建设滞后、数据共享有待加强、支持保障力度偏弱等运行困境,亟需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智能化思维理念、健全虚拟平台、建强实体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强化机制保障,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以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     

社区行政化的反思:现实与选择

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行政化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公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社区行政化源于路径依赖,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引入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构设社区事务分类治理体系.要缩减政府在社区的权力,回归社区自治性质,需要进行社区事务分类治理,推进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综合改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小而强"的政府,培育出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新疆多民族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多民族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事关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繁荣。本文立足新疆多民族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状及问题,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着力点,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推动实现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新疆多民族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是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关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完善法律规范,构建有效衔接的法律规范体系;提升公共政策法制化水平。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安排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社区发展是现代城市文明的载体和依托——加强上海城市社区建设调研报告

加强社区建设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抓手。社区发展状况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基本尺度;社区意识和社区参与是提高公民社会意识,培养人的公益精神、互助观念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整合、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开展社区服务、创建文明小区、探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是上海近年来推进城布社区发展的三大举措和相应的发展阶段,它是一个由物质服务层面向精神文化层面、组织体制层面不断发展、深化和提升的过程。上海城市社区建设的提出和发展,有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深刻的体制背景:社会发展观的转变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进一步深化上海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若干问题是:全面正确地把握“社区”与“街道”的关系;社区服务的功能定位要合理适度;要充分重视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加强对社区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