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

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限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攀升,虽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效应,盲目地深入全球分工体系不利于制造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分工地位来推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制造业整体升级。中国制造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转移的过程中,需转变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思路,构建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打造制造业价值生态体系,在多个价值环节与全球伙伴进行水平合作,增加中国国内间接附加值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提升研究综述

生产性服务贸易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支柱.发达国家目前仍是全球服务贸易的主导者,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处于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甚至有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可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必定会提升.文章梳理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关系的相关文献,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供参考.     

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本土跨国公司培育路径探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突破了传统分工中的国家边界,进一步凸显出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主体地位。培育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国或地区参入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选择。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是我国打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我国要鼓励大型企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主动实施国际化战略,发展自主型价值网络,由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步占据价值链关键环节转变,在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同时,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中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成因分析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越来越深刻、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背景下,通过对价值链分工体系及我国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厂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基于此分析了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出口导向型组装加工、非密集非核心技术零部件供给分包这一分工地位的原因。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也为跨国公司实施基于其核心能力的企业重构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国际分工的演进和跨国公司的企业重构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全球价值链,这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实施产业组织的模块化构造和企业的模块化经营,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的攀升,从而实现其产业升级。     

基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国际竞争战略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快。面对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战略选择上面临着如何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应该在综合考虑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的前提下,理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竞争战略,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推动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整体上升。     

RCEP对我国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

对RCEP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我国涉外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构建贸易一般均衡模型,研究RCEP生效实施后成员国关税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对全球价值链格局、我国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RCEP生效实施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中国的上游化程度微弱上升,下游化程度显著提高;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上游程度和下游程度同时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的是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RCEP的落实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各国贸易的发展,但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此,我国应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国际大循环;完善区域贸易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体系的构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并妥善处理协调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和稳就业关系。     

知识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知识分工,是指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和组织间走向分化、分解与重新整合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组织变革和价值链重塑。价值链知识分工使知识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资源,从而使企业合作从能力依赖走向知识依赖,全球价值链形态也从线性形态走向网络形态。在这种趋势下,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技术、价值创造、创新空间都朝平权化方向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要抓住知识分工深入发展的契机,通过加工制造企业"垂直升级"、建设国家价值链、形成多层次区域性国际价值链等途径,积极融入全球知识分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析

全球市场条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在同一产业上进行着价值创造的过程,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的高新产业应顺时而动,抓住全球化时机,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利用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契机,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完成产品高附加值的研发、产品设计的价值创造,以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和对产业某环节甚至整个价值链条的控制能力。     

要素分工论

当代国际分工正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这种分工的边界是生产要素,是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要素分工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源整合。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要素参与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中国应努力培育高级生产要素,提升企业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模块化时代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与升级——以两岸信息产业竞争与合作为例

这是一个模块化产业发展时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已加入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但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如何摆脱我国始终徘徊在产业链中处于低附加价值模块生产的困境,进行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则是我国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在电子信息产业,台湾与大陆各有竞争优势,作为同种同文的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如何优势互补,形成战略联盟,把握中国市场,以中国特有的竞争优势走向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与对策建议

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一直位于世界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前列,长期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促进了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就业的增长。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过后,中国制造业出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重塑制造业"的口号,积极抢夺世界制造业分工生产价值链,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抢夺中国制造业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原来承载世界中低端价值链分工的部分地位将逐渐丧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合理性等特点,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生了很强的抑制作用。文章系统地论证了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提出中国制造业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也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所决定,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     

国际文化贸易大国的衡量维度与中国文化经济强国路探索

中国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与统计口径有极大的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造业大国及货物贸易大国在文化领域的自然延伸。衡量国际文化贸易大国的维度不应局限于统计层面的规模和体量，合理优化的国际文化贸易结构将直接决定“大国”的高度和水平。关注多元的国际文化贸易动因，客观把握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贸易利益的获得更为重要。将中国由国际文化贸易大国建设成为文化经济强国，需要坚持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从文化制造向文化创造的供给能力转变，促进从文化产品主导向文化服务主导的结构转变，持续加强从传统文化行业向高新特文化行业的升级转型，全面实施以参与全球分工为基础的文化要素合作。     

中韩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国内间接增加值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贡献度逐年增加,并且具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韩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但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有鉴于此，中国须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中国方案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提出了迫切要求。数字贸易新特征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面临新问题，需要在尊重数据主权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各国的国内监管，实现更均衡的贸易利益分配。目前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因各自的局限性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需平衡高标准与包容性，将大国优势充分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协同发展。文章从贸易理论出发探讨数字贸易新特征，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关键问题具体化为“贸易便利化”“数字技术”“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包容发展”五大核心议题，并提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探讨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策略。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

国际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缺乏全球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难以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权力变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体现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分工组合,承载了全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与分工推动了迥异于“国家全产业链”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巴拉巴西复杂网络理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以规模、枢纽、位置、参与度、关键节点和链主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权力形态。通过实证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全球价值链网络结构变化动态地以网络适应度来形塑国际权力,大国将为争夺全球价值链枢纽与链接而博弈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