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     

张岱年的读书观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伦理学家。张先生认为,读书只有与思考结合起来,才能深知其意;读书能够满足精神生活需求,提高精神境界。张先生从读书中领悟人生哲理,著书立说,成就自己的学术人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张先生强调治学之道在于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体现了张先生道德学问的结合与升华。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     

宋儒“涵泳”之说与学问之道

"涵泳"一说源远流长,其语义表达围绕"涵"语素"沉潜"义而展开引申,语义领域逐渐拓展,在宋儒话语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成为了宋儒高扬的一种读书之法,并深深影响后世儒者的治学论道活动。宋儒"涵泳"之说,其语义背景直击当时学者论经治学之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而提炼为一种学问之道,强调"涵泳"中的"虚心"求实、"优游"论道、"切己"体认,从而达到通达浃洽的审美体验。     

马一浮之学及其定位问题

马一浮学贯中西,精通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最终却以六艺为归。这一取向已非“文化保守主义”所可盖棺论定。马一浮道德学问之造诣同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殊不相称,个中原因乃在学术界对其学术定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马一浮算不算新儒家?马学是不是哲学?马学是心学还是理学?本文试图做一抛砖引玉的解答。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为学"与"为道"

"为学"与"为道"相互联系,转识为道,但它们又相对独立,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为学、求知,积累知识,增益学问,为"知者"之道。为道、求道,超越知识,提升境界,寻求最高真理,为"智者"之道。     

从误读"充实之谓美"到美育的理论瓶颈

先秦儒家的美学经典,从来不以"美"为论美术语.<孟子>"充实之谓美"也不是"儒家美学的代表言论".忽视这个事实,必然阉割先秦儒家美育思想,造成美学研究的混乱.有鉴于此,本文从<孟子>使用"美"的习惯,"充实之谓美"的语境,注家对"六善"的考证,儒家主要美学经典的主要术语,"美"善"的语源学及其关系,以及学术常识等众多维度,考辨、剖析了"充实之谓美"的旨趣,否定了把"充实之谓美"作为"德育包括美育"理论基石的谬误.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中庸之道的现代经典诠释 --试析庞朴"中庸"视野中的"儒家辩证法"

中庸之道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要义.庞朴先生所建构的"中庸"视野下的儒家辩证法体系是中庸之道现代诠释的经典范例.本文从经典解释的角度出发,在分析了其学术与思想意义之后指出,作为经典解释它还是一种叙事性解读和工具性措辞,它展现了解释者之主体性与经典文本的内在活力之间的圆融契合.     

《中庸》"人"的主体意识的萌发

本文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已经摆脱了先秦以来天命思想的束缚,将其和人性放在一起.天地中间立的是人,使人有了归属感和参照体.同时它要求人求"道",要通达,在受教中达到这一旨归.在此,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萌发.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诠释与重构——试析何晏以儒家伦理解读道家本体思维的理论向度

正始年间,何晏在玄学形成期的话语背景下,自觉继承儒家的学术传统,以维系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为己任,创造性地将黄老道术所论述的"道"从申韩刑名法术的理论体系中解放出来,重新发掘其本体论意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重新树立孔子的圣人形象,并首次在官方学术背景下诠释<论语>,将道家的人生修养落实于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从而开创了儒家经学玄学化的诠释学方向,为儒家经学诠释方法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重新构建了儒家理想中的合内外之道,启发了魏晋玄学发展的方向.     

论晚清学者刘熙载的主导思想与价值取向

在晚清学者刘熙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的著述和教学实践,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圣贤之道"的影响。刘熙载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乱以后,表现出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刘熙载的为人为学,表现为求正(德醇)、求通(学硕)、求实(力行)三大价值取向。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