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五维审视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顺应世情、国情、社情与民情变化的时代温度;彰显着马克思主义自治思想、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深度;构建了责任—行动—受益三维并行的主体广度;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共同体的伦理之维及其当代中国诠释

关联性和情感性是共同体自发端就有的两大本质特征,两者共同塑造了共同体的伦理性。前现代社会的共同体以血缘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为伦理纽带,并受在场的地域性活动支配。在脱域的现代社会,如何建设一种世界性公德并将其融入世界成员的伦理同一性中来推动共同体整体进化,成为共同体构建的基本问题。不同于以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抽象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通情感出发回应了该问题,对共同体进行了深刻的伦理诠释,在伦理观念、道德实践、价值目标上全面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的伦理超越以及对中国传统共同体的伦理发展。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韧性与包容：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下,下好乡村振兴全盘棋的重要抉择,韧性与包容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既必要又可行。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治理韧性;集聚包容性治理主体合力,增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韧性;坚持内容包容与过程包容兼顾,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效能;实现治理工具韧性与包容互嵌,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动力。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它以信任与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根本目的,强调对社会的整合治理。该模式对行政伦理提出了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信任等要求。为了有效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可从内部与外部控制入手,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进行行政伦理宣传,开展行政伦理教育与职业道德培训,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实施道德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