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

茶叶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生产方面,茶叶是中国许多地区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在国内贸易乃至对外贸易方面,茶叶倍受人们青睐。迄至近代,伴随着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品种繁多的土货在不平等条约的阴影下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其中茶叶的交易额十分巨大。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是近代中国第二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茶叶成为汉口市场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宗商品。本文仅就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予以论述。这里所谓的“晚清”,系指１８６１年汉口正式开埠,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亦即清朝的最后五十年。从总体上看,我认…     

屯溪致中和茶号、正源茶庄与古歙长坞谢氏

清中叶以来,徽州各县及其毗邻浙赣两省交界区域所产茶叶,大部在屯溪集散。茶季的屯溪街,茶号、茶庄、茶行林立,茶叶加工精制与运销贸易均盛极一时,“屯绿”名茶亦应运而生,饮誉海内外。至清末民初,为“屯绿”外销之鼎盛时期．屯溪也因茶业兴盛而赢得“茶城”之誉。     

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的演迁

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它不仅包括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迁,而且在城市社会控制上亦出现新的态势。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便发生令人注目的变化,理应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注意。 汉口之名始于晚明,开埠前即因处于巴蜀、关陕与华中和东南贸易的枢纽地位而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繁盛的商业城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外人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近代     

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盛衰

汉口是近代中刚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一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辏”清中叶即列国内四大商业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湖北植棉业迅速崛起的直接反映,它大致以甲午战争     

汉口茶输俄的几个问题

汉口是近代中国著名茶市,英俄二国为最大买主。19世纪90年代以后,俄商取代英商垄断汉口茶市,成为华茶最大销纳国。研究汉口茶出口,不能不首先理清对俄贸易的有关问题。     

客商与近代汉口茶市的兴衰

茶行作为近代汉口八大行之一,其行业内部形成了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向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现代工业业态的转化,其兴衰也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在近代汉口茶市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离不开客商的积极参与。众多客商在汉口茶市的作为,推进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叶销售网络的形成,促成了汉口茶叶行销以出口为主的市场导向,促进了汉口茶商群体意识的觉醒和茶叶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推动了汉口茶叶制作技术创新及工商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论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

汉口是一个依堤为命的城市,晚清以来沿江租界堤防、汉口堡、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衰败的原因和启示

始于17世纪中后期的中英茶叶贸易历经近两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19世纪呈现出派繁荣景象。其中，在1868—18ffe年的18年中，输英华茶都在100万担左右。但同时，繁荣的背后隐藏着衰败的危机。从70年代开始，中英茶叶贸易逐步走向衰败。1894年，出口到英国的华茶只有307505担，占中国对英出口商货总值的90%。面对着极其激烈的国际茶币竞争，当时一位英商曾指出：“锡兰茶每年产如此之多，而印度茶产数仍然不减，则华茶在英国市面不能不退”，陷入“无人过问”①的困境。华茶在世界茶市上独占鳌头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②。茶叶是中国重…     

鸦片战争前中荷茶叶贸易初探

茶叶贸易是近代中西关系一个重要的内容,茶叶是近代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荷兰是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中荷茶叶贸易始于１７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夕趋于式微。中荷茶叶贸易的形式包括间接贸易、直接贸易、间接贸易与直接贸易相结合三种。荷兰对近代中西茶叶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茶叶外销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

本文试图通过对晚清汉口城市发展、演变的研究,从一个侧面看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城市走向近代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1 汉口,在明初还是一片与汉阳相连的无人居住的荒洲,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始与汉阳分开,成为民船停泊之所.到明末,汉口已成为一个拥有二万余居民,"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初具规模的商业城市了.     

转型期的汉口民俗──清末民初汉口民俗研究

汉口居武汉三镇之首，是华中地区的重要商业都市，晚清时期，它仅次于上海，被人们誉为东方的芝加哥①。汉口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水陆通畅，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东南与西北联结的关节点，它的经营形态、民俗风情，既有异于西北内地城市，又区别于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出独有的中部特色。清末民初是社会的激剧变革时期，也是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都市演变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民俗现象复杂多歧，色彩斑斓。在此，仅截取这一历史断面，进行分析、探讨，期望对中国都市民俗发展史及当代武汉民俗的理解与研究有所裨益。一、清末民初汉口…     

晚清晋商与湖北茶业的发展

晚清晋商将茶叶贩运基地由武夷山区转向湖北,首开湖北的红茶生产,并推行砖茶方式运销。以市场为经营导向,开始产运销的一体化运作,不仅大大促进了我国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近代民族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浅析清政府引进外籍人才的原因

晚清时期,随着新式事业的创办,人才奇缺的现实决定了“借才异域”的必然性.科举考试制度的阻碍导致近代教育发展滞后,从而影响到新式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清政府对新式人才使用不当、鼓励无方,从而影响到新式人才作用的发挥;这些因素导致清政府持续不断地引进外籍人才,以满足新式事业不断推进对新式人才的需要.     

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

1890-1891年间，基于俄国皇室培育皇太子的教育传统，俄国皇室派遣皇太子尼古拉东游历练，历经意大利、埃及、印度、锡兰、暹罗、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皇太子于1891年4月4-22日游览了中国的广州、汉口、金陵（未登岸）和九江（仅会晤了俄商）。由于当时正值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关注远东的时机，以致并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的皇太子东游成为俄国东方外交战略变化的表征；又恰逢东北亚中日冲突愈趋激烈，以致俄国皇太子的旅华又成为清政府努力建构和加强“联俄制日”外交战略的契机。俄国皇太子的旅华经历，以及旅华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中俄高层友谊于俄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发展。     

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

茶叶,是我国主要特产之一。六世纪初传入日本;十七世纪初,销往东南亚和欧洲;随着海运事业的发展,华茶渐销于世界各地,成为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鸦片战争前,我国出口货物就以茶叶为大宗。鸦片战争后,华茶出口先后为英、俄所垄断。本文仅就沙俄通过汉口掠夺两湖茶叶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沙俄经济侵略的认识。 (一) 十七世纪初,沙俄在觊觎我国领土的同时,也谋求扩大对华贸易。最先,它通过中亚布哈拉商人的中介与中国间接贸易,中叶     

汉口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俄国茶商直接伸入汉口地区采购、制造、贩运茶叶,从而打破了以往只在边境城市恰克图等地平等互市贸易的局面,使中俄茶叶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俄汉口茶叶贸易数额巨大、影响深远,不仅在中俄、中外贸易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一些特点.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     

晚清新疆城镇近代化初探

晚清时期从新疆建省到新政期间,新疆城镇近代化开始启动。开埠通商、对俄贸易使新疆卷入近代世界市场;晚清新疆区域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疆地方“新政”推行的近代色彩的施政措施,共同促使新疆城镇近代化。其中,来自俄国的“外力”推动是主要因素。同时,它也导致新疆城镇近代转型带有强烈的半殖民地色彩。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