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     

广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拓展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

近年来,广西人民政协完善了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等既有协商形式,创新了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平台,开辟了网上提案、网上议政、网上论坛等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但也暴露出发展后劲乏力的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形势下,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需要结合广西实际,融入"国家治理"理念,重塑广西政协既有协商民主实现形式,强化广西政协协商民主平台的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广西政协网络协商民主实现形式拓展。     

协商民主对宪政主义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主张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审议和协商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宪政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但在当下的发展中,遭遇了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各方面的挑战,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实践为宪政主义摆脱困境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智识贡献:整合宪法原则,为人民主权和人权原则的同源性辩护;平衡宪法关系,顺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沟通;补强宪政制度,修正和发展以选举为中心的代议民主.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协商民主、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合——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个案分析

公共领域的协商在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区治理领域,多元共治已经逐步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识,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便是这一理念的产物。社区协调组织的产生,使得基层协商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并达到协调社区利益和整合社区资源的目的,最终促进社区的社会融合。目前中山市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需要构建更加成熟的协商民主过程和机制。     

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原则的政治文化根源——以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为视角

中国的内陆型文化与西方海洋型文化导致了它们与协商民主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背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众在政治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体现出政治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人性善的理论;在西方则是人性本恶和趋利避害占主流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积蓄了统一、尚同的思维惯式,而西方更崇尚竞争。协商民主价值原则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构建,体现出中西方政治文化比较中的兼容并蓄特征。要通过构建协商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保证政治参与的民主性,注重对公民公共理念的培养,增强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在公共理性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合作功能。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地方政府的网络协商民主创新实践及启示——以山东、辽宁为例

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支持和鼓励包括网络协商方式在内的协商民主建设探索创新。山东、辽宁等地政府深入贯彻意见精神,解放思想,依托网络科技,畅通网上民意汇集回应机制,构建网络与网下兼容互动的表达协商渠道,建设多层次参与的协商民主监督机制,打造多媒体融合联动体系,实现渠道标准化运行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关注这个新兴领域,协商民主理论超越了自由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以及在民主平等和公共理性培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提高公民意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建构和领导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党内法规基础及其法制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孕育、形成及发展过程中,不仅始终发挥了重要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作用,而且还非常注意将其领导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实践中形成了法制化的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建构和领导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法制化成果,既是其建构和领导作用的根本保障,也彰显了其发挥建构和领导作用的法制化方式。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内法规在法制化成果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创新的特点、路径及展望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县、乡、村三级基层社会治理中,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二者的有效结合,不但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而且使得村民自治以及乡镇治理更加合理化、程序化、规范化。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促使基层党政干部明确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的,从而有利于协调党群干群关系,实现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     

村庄治理中的传统组织与民主建设——以宗族与村庄组织为例

在宗族型村庄,某些自发的非正式组织如村庄、宗族等自治组织按民主—自治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虽然其自治结构与运行质量尚是初级的、"原始的",但却表明了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力。乡村的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相反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不过,宏观体制与政策,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不允许农民自组织起来的政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行政化约束等,都严重地制约着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因此,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进行政治上的进一步改革。     

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指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针对潜在的或者出现的危机,协同实施系列性的危机预防与控制活动,把处于混沌无序的危机状态系统中的各种要素转变为具有一定规则和秩序的、相互协同的自组织状态,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损失并增进公共利益.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完善常规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合理界定组织的权力与职能;培养和提升各参与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实现网络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共享和主动协同.     

网格化治理结构优化路径探讨——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社会治理体系在实现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等治理目标的同时,具有促进不同治理体系整合的功能,而功能作为结构的体现,其释放取决于相应结构的支撑.当前网格化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层面,强调治理主体共同在场下的位置权变调整;而在其功能输出层面,存在治理主体整合功能失调、公众需求满足严重依赖政府、治理目标缺乏统合以及规范引导相对薄弱等问题.这可以通过精准化权变治理主体位置、打造网络化权力运行格局、拓宽治理主体间对话渠道以及完善规范体系建设等结构优化路径,使网格化治理输出功能得到强化.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