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开放性启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此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行为无价值是以结果无价值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这是由法制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刑法教义学中不法的实质理论 ——以不法的实质、实质违法性与违法性的实质的比较为视角

[提要]我国理论界通常对德国刑法教义学和日本刑法理论不加严格区分,经常在两个体系之下讨论不法的实质、实质违法性、违法性的实质等问题。这导致在研讨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时出现混乱。实质违法性的问题域所揭示的是刑法在实体上所追求的目的和任务;违法性的实质所研究的是行为与法秩序的关系,即如何确立行为的违法性;不法的实质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如何证成不法的成立。以上三个理论的比较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界定“不法的实质”的范畴。     

实质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意义

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实质违法性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立法与司法功能。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说所揭示的就是刑事违法的实质 ,但由于将其置于犯罪本质的地位 ,造成诸多弊端 ,如果借鉴实质违法性理论将其作为刑事违法的实质层面 ,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就可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之关系——兼论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关系

违法性分为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两个侧面,二者有统一的一面。但是．由于立法技术、语言特性、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调整对象流变性等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认定过程中,二者或多或少会出现对立或冲突的情形。用实质违法性对符合形式违法性的判断进行验证,将确保这种对立和冲突得以妥善解决。     

紧急避险: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予以反击之行为的重新界定——从主观违法性论在我国之提倡说起

对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予以反击的行为应当属于紧急避险,因为: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之下,只有采取主观违法性论才能保持理论的严谨和一贯;紧急避险的对象并非仅限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反击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的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在理论上更为圆满;行为人在无法知道对方是无责任能力人时所实施的反击属于意外事件型的假想防卫;作为正当防卫对象所必须具备的责任能力并非刑事责任能力,而是民事侵权责任能力。     

紧急避险：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予以反击之行为的重新界定——从主观违法性论在我国之提倡说起

对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予以反击的行为应当属于紧急避险，因为：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之下，只有采取主观违法性论才能保持理论的严谨和一贯；紧急避险的对象并非仅限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反击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的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在理论上更为圆满；行为人在无法知道对方是无责任能力人时所实施的反击属于意外事件型的假想防卫；作为正当防卫对象所必须具备的责任能力并非刑事责任能力，而是民事侵权责任能力。     

哈贝马斯正义理论的诠释学解读——兼论正义与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形式正义理论一直是学者争议的话题。就该范畴是否严格符合政治哲学的定位、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系等问题,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理解。通过分析文本可知,哈贝马斯早期借鉴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并加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建立起了极有创造力的批判诠释学。以之为方法论,他进一步构造出商谈民主理论,形成探讨实质正义问题理想的言语环境。这种语境下的正义,既有罗尔斯所谓程序正义特质,又与合法性概念根本一致,表现出现代政治哲学正义思想新思维。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理性的主观化及其后果——霍克海默对西方文化历史变迁的反思和批判

西方文明基础从客观理性走向了主观理性。从关注自身目的的理性走向了关注手段和目的关系的理性。这两种理性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上本来是同一的,但是,启蒙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实际上也否定了客观理性,理性因此主观化了。建立在主观理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要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自身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这种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在文化上,人的一切行为都按照满足物质生产的需求的模式来理解,这最终导致文化的自我毁灭。     

科学理论可检验性问题的新理解——兼与林定夷教授商榷

本文主要以林定夷先生的论文《论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为讨论题材,对林先生给出的科学理论检验模型重新做了思考,发现其模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研究林先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模型,并论述了新模型的优势所在,还简要对科学的划界问题提出新的认识。     

对陈书伟上诉案的理性思考——兼与方孔先生商榷

"操"字状一经报道便引起激烈的讨论,而拘留决定的作出更将此事推向了高潮。方孔先生从人的理性和法律的理性出发,指出"操"字状并未侮辱司法工作人员及法律,但其观点过于理想化且未考虑我国国情。"操"字状中折射出的言论自由、社会常理、司法权威等法治问题引人深思,笔者认为言论自由应存在一定的界限,理性的法律应包含社会常理,司法权威应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之,反思该案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不少经验和启示。     

浅析强制管理制度——兼与张榕教授商榷

强制管理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执行措施,许多国家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设立了强制管理制度,将强制管理作为与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并列的一种变价措施,以有效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对“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对强制管理还存在着一些基础理论上的争议,从对强制管理的介绍出发提出五个追问,厘清其实践意义,期待强制执行法修改时将其收入其中。     

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是不存在的——兼与童庆炳教授商榷

童庆炳教授内容形式关系论的重要论文《论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存在着严重不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对内容、形式、题材概念的界定,二是他认为文学作品内容、形式概念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三是形式与题材的关系,四是以"对立原理"作为理论依据。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根本上是整一的,形式征服题材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是不存在的。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理性思辨

目前,随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理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基于现行高校领导体制和大学的实践探索,"教授治学"理念更适合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应该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个体激励等角度,正确处理书记、校长、教授之间的关系,依法保障教授学术自由,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的作用,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架构。     

正义的变迁——兼构我国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

法律似乎与生俱来地与正义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正义是永恒的,而正义的内容常变.然后考察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不同的正义变化,并主要分析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应然正义.最后以此构建中国在当前历史时期符合正义的法律体系.     

典权的死亡与再生——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典权废除论”往往从典权所谓的固有缺陷出发来论证典权制度的没落和消亡,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典权制度先天的不足或者缺陷,而是本土制度在西风东渐的立法体例下,如何很好衔接和融合的问题。由于典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试图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纳入其体系之下,总会显得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我们肯定典权在现有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困难,也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在商事特别法的方式下对这一古老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在他看来,若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必须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用实践理性的自由来影响理论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经验领域。但是,若要沟通彼此,尚缺一个中介。而反思的判断力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反思的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审美现象新探——兼评关于审美现象的若干说法

审美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化现象,不是物质文化现象而是精神文化现象;审美现象是真与幻、虚与实、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审美现象相关于主体而非主观的心绪、情感、感性观念,相关于客体也非客观的实体。审美的秘密可能隐藏于主体客体之间——存在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两方面互动关系所生发的意义之中,表现于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之中,或者可以说就是那可感受、可体味的意义、意蕴、意味。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