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的三民主义,之所以“适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关键在于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发展到具有国际主义倾向。他的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帝的思想以及援助和支持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实践,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史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突出理论特征,在于他关于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帝的思想。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遭遇和共同的斗争目的,是他这一杰出思想形成的最基本条     

学术信息

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李本义在《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撰文论述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原因、主要内容和局限性。笔者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外部原因,是当时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大亚洲主义思潮,这是重要的外部推动力;内在原因是孙中山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亚     

孙中山论民族主义、开放主义与世界主义

孙中山论民族主义、开放主义与世界主义王克婴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于“民族主义”、“开放主义”和“世界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上述思想，具...     

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

《大亚洲主义》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日本的重要演讲,也是他革命一世最后一次的长篇讲话。他以《大亚洲主义》为题,却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的鲜明反帝立场和他晚期的光辉思想。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日本学者有各种观点的大量论著,但是在我国却长期被忽视或误解,有关孙中山传记和论著很少提及和探讨。孙中山从来不是大亚洲主义者。他讲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本期第一篇发了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请读者注意。孙中山是具有中国传统素养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览他的整个论著,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念、理论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作者从四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反思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行为之门径’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中“的一大特点就是能‘趋时’,即‘适于世界之潮流,合于人群之需要’,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前进。”     

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历史考察及当代价值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文章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产生发展脉络。提出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深受其本人文化传统的影响;孙中山民族认同心理的演变过程由“反满”至“反清”、由“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到建立中华民族国家的不断升华过,进而揭示出蕴涵于其中的“救国”价值取向、不断探索的伟大精神对当代中华民族铸就民族之魂的伟大意义。     

孙中山如何用儒学阐释其革命思想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中国儒学,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卓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将儒学的民本思想、杀身成仁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和大同思想全都赋予革命意义,并利用儒学的理性思维及其传统权威阐释了革命的科学意义和本质要求,从而将他的革命理论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使儒学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自身也充满了现实意义.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 ,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 ,以平民价值为取向 ,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 ,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简论孙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认识的演变

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国家前途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前他提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学说，辛亥革命后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五四运动后，其民族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对内主张民族平等。     

试论孙中山长期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之缘由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守“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原则,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它成为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一生为拯救中国、振兴中华思想的精髓所在。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三民主义”即是“对外打不平”的民族主义,“对内打不平”的民权主义和“对富人打不平”的民生主义。其中“对外打不平”的民族主义,包括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和进步的反帝爱国思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对他本人来说是经过漫长、曲折、艰苦的过程,才达到这一高峰的。众所周知,孙中山长期对帝国主义是抱有某种幻想,希望自己的革命事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部分也主要是“反满”内容,而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内容。这固然包含有某些孙中山在策略方面考虑的因素,然而无法否认,孙中山在这时期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对其抱有幻想的事实。本文试图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上作些探讨,谈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学术解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发展阶段,其思想渊源来自西方进化论、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改良派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理论探索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平等观念等。孙中山民族主义学术价值在于:它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兼有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包含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绪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以平民价值为取向，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中山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拓展其思想并助于他的实践活动，其思想中既有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点，也有以传统文化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特征。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的三维结构体现在能够从“因袭”传统文化与“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获”，积极主张对传统文化保存好的和放弃不好的；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长处的层面。这样的文化观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对后人有启示作用。     

论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民生主义”乃为孙中山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提出“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格,则又反映出二十世纪初所处的时代特点。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其内容所含有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外历史上     

论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

论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朱小玲爱国，是孙中山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爱国主义，是贯穿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条最突出、最耀眼的红线。“文，爱国若命”①！他四十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拯救祖国，拯救人民，他继承农民革命传统，汲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华，...     

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

本文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提出的背景、它与日本“亚洲门罗主义”和汪精卫所解释的“大亚洲主义”的比较以及它是否具有狭隘的地域性这三个方面，剖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反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反霸权主义、追求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自由     

论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就其早期文化观来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反东方文化;不是反对科学民主,而是始终肯定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代表农业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认同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与其说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文化多元主义;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过去”而“反现代化”,乃是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他的早期文化观既有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观照,又是浸润千年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维持文化自信的一种安顿,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     

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探微

伦理政治意识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影响甚深，孙中山亦深受其影响。他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基本上围绕“治国”与“平天下”两个方面展开。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和意义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五族共和”是他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在对“驱除鞑虏”这一口号理性分析之后提出的，其内涵有个发展的过程．这一主张虽有缺陷，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它的进步性和在当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