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试论吴玉章的教师观

教师观是人们对教师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教师是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历数几千年来,人们所站的角度不同,因而对它的看法也不同。有的把它看着至高无上的统治阶级的范畴,它与“天地、君”齐名;有的又把它当着“阶下囚”,被贬为“臭老九”;有的把它看作“衣食父母”;有人又把它当作“穷光蛋”,因之有“富不教书”之说;有的称它为“工程师”;有的管它叫“教书匠”;等等。各说不一。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同志却从全新的角度对人民教师的属性、职能、地位、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精辟和独到的分析,从而构成了他完整的教师观。     

关于矛盾问题精髓的探讨

长期以来,在我国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有的文章和哲学教科书还认为,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提到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是“创造性的新概括”,它“进一步深化了对立统一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有的文章甚至认为它是整个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同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虽然是互相联系的,有它     

“朴素的阶级感情”有积极作用吗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朴素阶级感情”议论颇多,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意见分歧。至今,仍有同志认为“朴素阶级感情”不可丢,甚至把它看成是热爱党、热爱领袖的表现,因此,不仅不应当否定,还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难道“朴素阶级感情”真的这样“可     

关于“商品二重性”一词的质疑——学习《资本论》札记

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籍、报刊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中,经常看到“商品二重性”一词。但人们对这词的解释往往很不一致。多数作者把它解释为“商品的二个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的作者则把它解释为“商品的二个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有作者把它解释为“商品的二个基本属性(也即二个因素)”。 鉴于这词的用法和解释上存在的问题,结合《资     

运用哲理透视腐败现象

近几年来,腐败现象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对其见解不同,态度各异。有的把它看成难以医治的顽症,对此丧失了斗争信心;有的把它看为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对此掉以轻心;有的把它看做党的异化物,对此懊丧、迷惘、担心;敌对势力则把它当做诋毁共产党的口实,以此向群众“攻心”。运用哲理透视腐败现象,对于提高我们的认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结语——第9卷后记

本卷编入《政治学》、《家政学》、《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等,计五篇。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大多都已存汉语本,但有的是节译本,有的标题与本卷所收译法不同。这些著作编入全集时,它们标题的译法应考虑与其他各篇相一致。譬如“修辞学”在标准本中其标题有着tekhne 即“技术”的字样,考虑到这一具有显明特征的词性,我们在这里译为“修辞术”,而不似在单行本上和其他文献中译作“修辞学”。又如《诗学》这个通用的译名,本卷译作《论诗》,因为在标准本里,它的标题被冠上了 peri;在作全集规划时,对标题的译法,为求其一致作了一项     

试论系统规律

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章探讨系统规律问题,有的文章把“整体大于部分总和”称为系统理论的基本规律;有的文章把“系统结构规律”称为系统理论的基本规律;还有的文章仅笼统地提“系统规律”,认为“系统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上述诸文章对系统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尚未对系统     

文章学研究系统初探

我们所说的文章学研究系统,主要指文章学的性质、对象和范围而言。对此问题尽管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旧瓶装新酒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本着老题目给予重新认识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个问题,以就教于文章学的研究者及同行们。 1、什么是文章学?目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广义的文章学,它指一切“凡是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有组织的书面语言”,即一切文章都包含在内;一种是狭义     

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

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曾子鲁“道胜文至”是欧阳修古文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文学史和研究欧阳修的一些专著、论文中,一般都把它看作是对道与文关系的概括,有的还指出这一观点表现出欧阳修重道轻文的倾向。如果我们将欧集内与此相关的文章联系起来理解,再和欧阳...     

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感到奇怪:孔子要平反,倒不妨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孔家店”要打倒,难道我国今天还有什么“孔家店”的踪影吗? 同志!你误解了。孔家店并不是说真有个什么店开设在哪里,它只是个象征性名词,指的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神化、偶象化,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吃人礼教所搞的那套把戏;“打倒孔家店”则是“五四”时期反封     

上升为理论形态的编辑学——《编辑通论》

编辑工作在我国源远流长,如果从孔夫子编辑“六经”算起,至今已有二千余年;而且历史上和 当今的许多大家,有的曾经或正在从事编辑工作,有的出身或发轫于编辑工作,所以学界公认“编辑有学”。然而时至今日,编辑作为一个现代的学科专业还未建立起来。谓予不信,请查一下国家学科专业目录即可证明吾言不罔。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焕章深刻指出:“多年来,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很少注意进行方法论方面的反思,以致于一再强调‘编辑有学’,却因未拿出一定数量的能被人们承认的、系统的、理论形态的著作,因而始终未能使编辑学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与从事编辑学研究的人大多还未能自觉地运用哲学的方法论有关。”     

关于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与蒋寅同志商兑

我们很同意蒋寅同志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一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即: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有文章学理论体系”(《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有些学者,往往用现代流行的纯文学观点去观察、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结果常常是凿圆枘方,龃龉难通。比如说,《文心雕龙》明明是一部以一切形态的文章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学理论著作,有的同志却说它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那么,书中大     

一部拓展“一分为二”方法的力作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辩证法与“一分为二”等同起来,似乎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当然包括“一分为二”,但它仅是“一分为二”吗?可不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呢?探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要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进行领域广阔的分析和论证,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出合理的解答.因为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因此,要在哲学上确定“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雷正良和杨远富同志却致力于此.他们从1981年起,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这两个命题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先后在70多家学术刊物发表90多篇论文,其中的成果大多被《新华文摘》和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等权威性刊物转载,有的还被编入《中国哲学年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他们的力作——《方法论新探——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读完此书,掩卷思索,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论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和《诗经》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开拓了我国文学的新园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然而,前几年在“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模式的恶劣影响下,有些文章以儒法划线,有的为了肯定他,就把他说成“法家革新者”、“法家诗人”;有的为了否定他,就把他说成孔孟之道的“信奉者”。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些研究屈原的文章把屈原说成“法家”,其中许多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还屈原的本来而貌。     

物质与精神“互变”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概括——重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或物质与精神互变),是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提出来的,它是继《实践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概括。对于这个新的科学哲学命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有人撰文质疑,说它不抖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不一致,不符合哲学革命问题的规定性原则,没有体现实践第一的观点,有的文章甚政把这个命题混同于“精神万能论”,把它们一起说成是“左”倾错决的思想根源,对之批判。对此,我们试图加以澄清。     

“文”“道”离合之辩──对一种特定文学文化现象的历史透视

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文”、“道”离合之辩，主要包括文体古今之辩、道体醇杂之辩、“立身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异同之辩．它在宏观上处于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之内在思想联系的逻辑框架之中．和人们习惯上认为“道”学有碍“文”学的观念相为互补．     

“学术”一解

自从中央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学術界大大活躍起來了。但什么是学術研究呢?見仁見智,似乎很有不同的理解。我們常听到說:哪篇文章有分量,学術水平高;哪篇文章不算学術研究,不过是普通的东西。学術标准究竟是怎样的呢?往往令人大惑不解。有人把它說成高深莫測,簡直神秘化了。另外也有人把它看成是輕而易举的事,不經过艰苦的攀登,就可     

民国初年的文章学和文范

文章学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性质有别。文章学本不应属于文艺理论的范畴,只因中国历来重视文章作法,讲究修辞,把作文当作神圣的事业,甚至有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所以,中国文章学的地位很高,几乎达到混淆文艺学和掩盖文艺学的地步。中国论文著作甚多,有的论诗之作,亦包括在论文范围之内。其中所论之文,多数是应用文、议论文,并非语言艺术作品之“文”,其性质应属文章学。中国文章学滥觞于先秦,成形于汉代,至《文心雕龙》集大成,此后历久不衰,绵延不断。近代研究古文作法的大宗是桐城派文章学。随着西学的传入、通俗文学的见重、科举制度的废除,桐城文章学虽曾兴盛一时,但已处于江河日下、难乎为继之势。中国讲究文章作法的风气由来己久,随着时势迁移,桐城文章学固然不能拘守不变,亦不能没有新的文章学取而代之。在戊戌变法之     

重视应用写作是历史的必然

我国素为文章大国。唐宋以前的文章“家族”里没有戏剧、小说的地位,诗歌、辞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也不过是作为这个“家族”里的“宠儿”而占有一定的位置。所谓“宠儿”主要是说人们虽然喜爱它,但并不把它看作对于立身行事、齐家治国有实际效益而加以重用。在我国古代文章“家族”里,真正受重用的却是诗歌、辞赋之外的那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