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论托克维尔的公共道德观

托克维尔认为,公共道德对于维护现代民主中的自由是必需的,他的公共道德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核心,是一种结合了自利与公益、个性与公共性的现代公共道德。     

论托克维尔的公共道德观

托克维尔认为,公共道德对于维护现代民主中的自由是必需的,他的公共道德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核心,是一种结合了自利与公益、个性与公共性的现代公共道德。     

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及改进路径

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实践表征主要有伦理上的道德约束问题、制度上的市场限度问题、结构上的机构裂化问题、领导上的政治控制问题和文化上的模式转移问题共五个方面,其理论根源主要是经济学理论基础及单维价值取向、功能性组织模型及碎片化治理和管理学途径及企业化方法.新公共管理局限性的改进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从经济性价值到公共性价值,推行民主行政及公民参与;从功能性导向到问题性导向,引入整体政府及整体治理;从管理途径到多元化途径,寻求学科整合及知识增长.     

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背景下的政府职能

随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而目前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增长远滞后于公共需求的增长,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有限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吸收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公共产品供给,使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都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上、不同领域中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这一变化的趋势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缔造一个多元合作的良好氛围。因此政府要主动推进职能转变,给自己进行明确定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一种合作和共赢的机制,以期走出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兴起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也波及到了中国的政府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对中国的行政决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作为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行政法必须应实践中行政变革的需求,从制度建设上进行调整。本文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法产生的影响。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政府公共警告的公法阐释及其可诉性探讨

政府公共警告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复合性。就政府公共警告的整体性概念而言,有的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可能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有的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就特定消费安全风险警示而言,其性质亦可能会因警示信息受众对象之对立性差别(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而呈现不同态样。政府公共警告具有可诉性。管控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必须不断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论我国公共就业培训的监管和绩效评价

我国公共就业培训的监管和绩效评价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当前我国公共就业培训的监管组织仍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主,监管手段为单一的行政手段,监管制度不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公共就业培训监管和绩效评价的思路是完善相关法律,实行监管主体多元化,建立公平的培训机构准入机制,采用多重监控手段,构建以就业率等结果指标为重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论公共人力资源的道德构建

公共人力资源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高效行政的关键。当前制度的缺陷、公共人力资源职业角色的特殊性以及道德缺失现象都要求加强公共人力资源的道德建设。借鉴发达国家在公共人力资源道德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如行政道德法制化、监管机构专门化、道德监督社会化、道德失范严惩化等,提出中国公共人力资源道德构建的具体措施,如尽快实现公共人力资源道德法制化,加强对公共人力资源的道德监督,注重对公共人力资源的道德教育。     

论治安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观念认为,治安管理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工作中的体现,政府警察机构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主体。然而,我国近年来和西方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治安管理实践表明,治安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他社会治安组织与政府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究其原因,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

公共行政的道德基础就是在公共行政组织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组织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公共行政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行政组织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公共行政时代行政道德的创造转化与制度塑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行政已经进入了公共行政时代,传统行政道德也向公共行政道德转型。在这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行政道德资源的进一步挖掘,而且更需要我们对所挖掘的道德资源进行创造转化,从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行政道德的新理念。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必须辅之以可行的制度塑造与制度安排。     

论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的最主要的美德,但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面临着自由裁量权和道德的困境,这些困境是用公共行政制度和外在的法律都难以解决的。道德代理人理论则从德性论的维度对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的德性正义提出了要求。从德性论的角度看,道德代理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还应当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道德代理人理论的提出,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也为解决当今公共行政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条理想的路径选择。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美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职业化制度

传统的人事管理已经扩展了它的边界,被发展为人力资源管理,它指的是对公共部门的人和岗位的管理和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公共行政的主要部分。美国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至少有5种同时存在并且关系紧张的独立系统,其中每一种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都有不同的议程。它们是:公务员制度、集体制度、政治主管制度、职业化终身制度和职业化公共行政制度。职业化终身制度和职业化公共行政制度构成了美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职业化制度。      

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三题

本文作者就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陈振明提出重视对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指出,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治理与改革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而当前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变革。张成福提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必须关注“大”问题或学科的核心问题,认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有：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导向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行动问题;公共行政中多重角色之间的互动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责任实现问题等。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中,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特色,但要在我国当前体制及现实状况下来研究具体问题。周志忍就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着重指出几点：研究的问题导向性;研究综述的写作;研究范围的确定;善于观察,联系实际,避免学术研究走极端。     

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启示

社会契约模型的外在形态是社会与政府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而其内在价值是作为契约基础存在的伦理品格.政治委托代理系统活跃着伦理需求与伦理拒斥两大张力,两种力量的角逐成为公共行政伦理演进的内在动因.政治代理人能否基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而谋求公益,真正负载起委托人(人民)的权力重托,构成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体系的根本分野.从政治委托代理结构着眼反思传统的行政伦理建设,推进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组织重理,将是我国走向公共行政伦理化的必然路径依赖.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也成为当前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结构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