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基于风险控制的地方公债制度安排

发行地方公债会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为了避免或减轻发行地方公债的负面效应,地方公债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债务风险控制为核心,做好地方公债的发行、使用、偿还等各环节的风险防范.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及启示

与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政府一样,浙江省政府为扩充军备、弥补行政费用之不足和筹措建设经费,曾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并呈现出以下特点这些公债的70%被用于军政费用,但发行办法逐渐由粗疏而趋于周密,公债利率逐年减低.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史为当今地方公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地方公债:风险防范与制度完善——基于对上海、浙江等地自行发债的考察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我国正在探索地方政府发债的新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地方政府逐步建立稳定和规范的发债渠道,也有利于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完善.但“自行发债”并非“自主发债”.合法性依据不足、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区域差距拉大以及公民福利减损,都是发行地方公债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应当理顺央、地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加强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健全地方公债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才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保障地方公债制度的健康发展.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的理论演化与现实思考——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极其重要而又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问题。古典经济学的预算平衡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和反映,凯恩斯主义的功能财政思想突破了古典的预算平衡思想束缚,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我国的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又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尽管目前我国赤字与公债的风险还在可控范围内,但风险已在快速积累,必须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做好风险控制。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