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兵的抗敌斗争

清朝中期,八旗武备已逐渐废弛,八旗兵战斗力下降。但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参加反侵略战争的八旗兵,仍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激战。无论是在镇江保卫战,还是血战八里桥,我们都能看到八旗官兵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场面。八旗官兵反侵略斗争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应予以肯定、珍惜、发扬。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清朝初年,固始汗征服卫藏以后,留驻一部分蒙古兵驻扎杜北腾格里湖畔的达木草原。这支蒙古兵逐渐成为驻藏军队的主力,是护卫西藏政治中心的武装力量,并被清廷编组为达木蒙古八旗。到清末,达木蒙古逐渐藏化。     

《八旗通志·旗分志》的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之一

清朝是满洲民族建立的政权,八旗制度是其存在的基础。八旗制度是统辖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军事组织。入关以后直到雍正朝,八旗制度除了行政、军事性质外,还保留入关前后全国那种浓厚的部族式、封建式统辖组织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佐领。佐领不完全隶属于皇权之下,对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来说,皇帝是统领镶黄、正黄、     

论八旗意识及产生条件

八旗是与八旗制度相伴而生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群体,有着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八旗独特的管理方式,以及他们在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和社会生活的相近与相同,使八旗成为与"民人"有显著差别的社会群体。这种差别不仅使八旗能够独立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而且能够产生不同于"民人"的思想意识,即"八旗意识"。这个超越民族范畴而存在的社会集团,蕴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也许不无启示。     

察罕达尔汉绰尔济与清初八旗喇嘛事务管理

天聪时,察罕喇嘛从喀喇沁部来投诚后金。其后,奉太宗之命出使阿禄、外喀尔喀等蒙古诸部。五世达赖喇嘛所遣西藏首批赴盛京使团返回时,他作为清朝使者团的首领之一前去西藏(乌斯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他又以清朝代表的身份迎接路途中的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屡次交往,察罕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建立了信任关系。此外,他还作为商业贸易者在明清之间沟通货物。正因有以上种种劳绩,入关后清廷授予察罕喇嘛"达尔汉绰尔济"之名号。入关前,察罕喇嘛就创建过果忙库伦,开始管理在内八旗喇嘛诸事务,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在北京的驻锡地是后黑寺和前黑寺(慈度寺),其寺庙和僧徒得到朝廷香火地和钱粮的供养。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有清一代,在祖国东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实行八旗军政制度的原因、布特哈八旗的特点及其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论乾隆朝八旗官吏诗人

清代诗歌文化盛行,诗歌总体数量为前代所不及。清代诗歌文化的繁荣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自清入关以来,八旗诗人不断涌现,到乾隆朝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对于清代的文化、政治及民族关系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八旗补放绿营武官问题探析

八旗与绿营,作为清朝的经制部队,因民族属性不同,在补用范围和选任方式上各异.但从清初开始,就有旗员充任绿营武官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本文按高级、中级与低级官员三个层级,分别论述其不同的补放方式,探讨清朝皇帝与各级行政机构在选任权上的划分.同时量化统计旗员补用绿营各级武官的比例,探究旗员补放绿营武官的成因,揭示统治者对绿营的统治方式,以及时代的兴衰对武官制度的影响.     

由氏族到八旗——满族民族认同中的矛盾现象

满族的八旗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维系其民族精神、避免汉化的重要制度,而清代历朝皇帝亦力图强固满族本习。从满族氏族精神的建构、本习的定位及祭祀的变化三方面来看,八旗制度虽然凝聚了满族,却也破坏了原有的氏族精神,使汉文化更容易渗透其中,进一步促进满汉的"涵化"。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行为模式、动机体系及其变迁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中的主导经济行为模式至少存在四种类型。民族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基本的动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有五种主要因素在改变着这些经济动机体系和行为模式,一是乡(镇)政府、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推动、示范和劝导作用,二是体制改革的推动或压力,三是文化移入的诱导或冲击,四是内部创新行为的出现,五是特定文化传承的激活。     

先秦时期的秽人与貊人

对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秽人和貊人 ,历来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 ,结合对不同时期文献资料的考证 ,提出秽人和貊人在先秦时期应是两个人类集团的称谓。将公元前10 0 0年到公元前 3世纪东北亚系青铜文化分为两个主要系统 :一个系统分布在辽西和辽河流域 ,应是先秦时期貊人所创造的文化 ;另一个系统分布在辽东、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 ,应是先秦时期秽人所创造的文化     

"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

本文认为 ,2 0世纪最后 2 0年 ,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的学术层次上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是我们急功近利地使用了概论教育的方式 ,培训了大批没有学术素养的准研究工作者 ,他们的概论思维模式在带来学科的表面繁荣的同时 ,也危害了学术的发展     

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及其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对中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在青海土族地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就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的渊源、特点、当地土司的概况及其影响进行论述。     

史前群婚时期质疑

吏前时期的婚姻形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其中群婚时期的存在与否尤为争论的关键.通过对史前婚姻形态和所谓的群婚时期进行了解.对群婚这一阶段是否存在提出质疑.从而分析出在史前阶段并不存在群婚这个时期的可能性,并由此对人类早期的婚姻状况进行一些大胆的推测.     

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衰落及原因

明朝开国后,在“以茶驭番”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作为封建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强制结合的一种畸形体制,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并且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衰微而走向没落。文章从不等价交换、走私活动的泛滥以及朝贡贸易的发展、运输困难等方面阐述了该体制衰落的原因,并进一步剖析了导致这一体制衰落的根源。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推行股份合作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以西藏为例

文章根据西藏的实地调查材料,联系西部民族地区的整体情况,认为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了城镇和农村、干部职工和农牧民的不平衡发展,这是西部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进行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同时,应当运用政策和资金优势,推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经营组织形式,重点扶持农村和农牧民的发展.     

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分期及特点

17世纪中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开始建立联系。之后的三个多世纪以来,二者的关系尽管一度出现挫折,并呈现出一定的功利性,但合作和发展一直是主流。同时,在长期的交往中,二者关系发展呈现出许多独自的特点。考察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兼评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原因试测》

本文将马步芳统治下的青海历史视作青海民国史,借用李文实先生对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原因的分析思路,探讨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研究青海民国史的路径,并在评议李文实先生文章的同时探讨了这种视角下进行青海民国史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