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笔下的成都

岑参(公元715——770年),南阳人,是我国唐代中叶杰出的诗人之一。他自幼从兄受书,遍读经史。三十岁举进士,授兵曹参军。于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两度出塞,在边塞生活了六年,创作了不少反映边塞生活的优秀诗歌。回朝后,由杜甫等人推荐任右补阙,转任起居舍人等职。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任嘉州刺史。后罢官,于大历五载(公元770年)客死于成都旅舍。其诗风格与南北朝     

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杜甫客居巴蜀近10年时间。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纪行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四期,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点多样,各期诗歌皆有变化发展脉络可寻。杜甫巴蜀诗量大质优,是其诗歌主要成就之一,它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     

为李白的《蜀道难》进一解

《蜀道难》是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一篇杰作,也是古典诗歌传统教学名篇。可是关于此诗寓意,向多歧义。或以为危房、杜而作,或以为讽玄宗幸蜀,或以为讽章仇兼琼,或以为沿乐府旧题、蜀人自咏蜀,或以为送友人入蜀作,或以为寓仕途坎坷等等。按本诗最早见载于成书于天宝十二载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又唐孟棨《本事诗》、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有关于天宝初李白至长安,贺知章曾叹赏其《蜀道难》的记载,说明此诗不可能作于天宝十二载以后,因此危房、杜,讽玄宗幸蜀说已难成立。至于蜀人自咏蜀、送友人入蜀或     

杜甫晚年诗数首编年考辨

杜甫晚年诗数首如《客夜》、《忆昔二首》、《天边行》、《村雨》、《喜雨》等,诸家编年有歧异,今考其时地,征诸时势世事,察其行迹心态,析其诗旨,辨误考实,重为编年。     

论杜甫的乱前诗歌与其在开天诗坛的地位

古人提出的"唐诗四分法"中盛唐一段就是指开元、天宝年间,杜甫也长期被当作盛唐时期的代表诗人。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杜甫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写于开元、天宝年间,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他的诗歌趣味与盛唐诗人相比有无差异性?经历战乱的盛唐诗人中为何只有他能后来居上而获得"诗史""诗圣"的头衔?他在开天诗坛的地位与评价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从杜甫现存的乱前诗歌入手。     

论杜甫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立足于对杜甫京城诗的解读,从杜甫独特的背景基础、价值观和审美意境三个方面探究了其京城诗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对进一步研究杜甫诗歌的风格大有裨益。     

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

秦州诗是杜甫诗歌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艺术转型,不仅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审美的认识在秦州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已进入了一个更新的艺术创造阶段。最能体现杜甫秦州艺术转型文学特质的,是诗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五言律诗。与长安时期的同类诗相比,秦州五律获得了诸多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既为其成都诗特别是夔州诗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对后世诗人产生很大影响     

论杜甫交往诗的应用文体特征

杜甫的交往诗具有三个方面的应用文体特征,即制题的功能性、干谒诗内容的程式化及“以文为诗”。杜甫交往诗对应用文体的借鉴与创新,使其充分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日常交际和社会应用领域。     

杜诗自注与诗歌境域的开拓

杜甫诗歌的自注作为中国诗歌自注体的早期代表,记录下了与诗歌创作相关的丰富信息,充分发挥了诗歌自注体的辅助功能,诗与注的紧密互动对杜甫诗歌的情志表现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杜甫再次介入诗歌进行自我诠释的动机反映了诗人对创作的自省心理,流露出其多方开拓新境的诗学追求。     

关于高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高适是盛唐重要诗人之一,不仅和王之奂(涣)、王昌龄、畅当等“忘形尔汝”,与李白、杜甫、李邕诸人亦有酬唱之作.天宝三载高适曾与李白、杜甫游梁宋,遍览名胜古迹,“登台赋诗,人莫测也”.这样一位诗人,一千多年来,既无年谱,其诗亦无笺注和编年,这也许与新、旧唐书高适传对诗人的历史考核不精是分不开的.《新唐书》本传简略而无史实;《旧唐书》本传虽提供了一些可资研究诗人生平的史料,但又以讹传讹地记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传说,如以“求丐取给”,“年过五十始留意篇(一作诗)什”等.这些传说在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杜诗英译的“折中”策略——评大卫·杨《杜甫:诗的一生》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大卫·杨《杜甫:诗的一生》是一部关于杜甫诗歌的最新译作,受到英语读者的好评。译者力求尽可能传达杜甫的独特声音和人文精神,采用"折中"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博采众长、诗传结合;双行体诗,意象突出;显化典故,添加注释评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外译介和文化资本的传播有借鉴作用。     

《上李邕》是李白早年蜀中所作

李邕为李善之子,是开元天宝中颇负盛名的作家。两《唐书》文苑中有传。李白、杜甫、高适等大诗人有都曾与之交游;晚年被奸相李林甫嫉恨,杖杀于齐州任上,李白、杜甫都有诗作悼念他。李白何时与李邕交游?这涉及李白的《上李邕》诗的系年。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在天宝四年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此,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生命晚年“三峡诗”的内容特色

研究杜甫在生命的晚年所写的“三峡诗”，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诗歌内容的广泛性、深刻性、丰富性、现实性，而且更能看到杜甫诗歌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功勋和伟大贡献──杜甫的三峡诗歌是罕与伦比的。     

孟浩然诗的女性、模式与用语创新

孟浩然本有壮志,还有些侠气,故诗中时露峥嵘,而有壮逸之气。然而他对女性题材,却有特别的兴趣。孟诗还存在模式化的倾向,可以说是"天宝之风尚党"的先行者。在诗语上对口语俗词甚为重视,影响到杜甫等诗人。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词人解撰《河清颂》"——杜甫对鲍照的接受

杜甫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将鲍照与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江淹相提并论,重新估价了鲍照诗歌的成就,并以“俊逸”一词,准确地概括了鲍照诗歌的主要精神特质。在创作中,从诗歌风格到构思立意,从词句的选用到诗歌意象的选取,都有对鲍照的承袭。在六朝诗人中,鲍照对杜甫的影响仅次于庾信。     

一往情深,千秋论定——谈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

“诸葛大名垂宇宙”。自汉末迄今,评论诸葛亮的文章和诗歌极多。从诗歌说,以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歌咏诸葛亮的诗篇数量既大。质量又高。杜甫以人物为题材的诗歌,同时的人,他怀念李白的诗最多;而不同时的历史人物,则他怀念诸葛亮的诗最多。杜甫之于李白声气相通,交谊素重,同为当时出类拔萃的诗人,倾慕爱惜,发为诗篇,篇目既夥,情感至深,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杜甫之于诸葛,生不同时,政事、文学又各异其途,但他对诸葛亮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