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浅论社会转型期民间法的命运

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民间法在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中起基础作用。但在社会转型期,民间法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被打破,实施机制遭到破坏,其约束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传统的民间规范性资源,重视民间法的作用,谋求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合作和协同治理,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化与调适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 ,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调适 ,着力揭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形下 ,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分化与重组的条件下 ,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乡村振兴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以民间法为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法律作为保障,然而仅仅依靠国家法还远远不够,依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农村问题也会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乡土社会中,国家法所能产生的作用有限,而民间法根植于特定地区,因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可以发挥国家法所不能发挥的独特作用,既弥补国家制定法的不周延之处,又能发挥自己“地方性知识”的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法律乃是一种使人类事业受规则治理的事业。完整的法律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不是自足的规范体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局限性。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民间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认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保证国家法的权威和尊严的同时,逐渐消解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两者在法制现代化这一历史前提下的互动整合。     

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民间行为规范的完善

在当代中国,民间法不仅是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更是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本土性资源.鉴于目前国家法不可能完全取代民间法的国情,我国乡土社会的法治化应善待民间法,给予民间法一定的生存空间,强化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发挥民间法的司法功能,完善民间法的惩罚功能,重塑民间法的权威,同时,还要进行乡村治理,为民间法的运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我国民间法重构途径探索

现代法制建设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成熟的法治建设经验,又要关注和吸收传统和民间法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构建新时期的民间法,要赋予民间法的核心观念以现代意义,合理确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野,并在立法中充分反映民间需求,在司法上要发挥调解制度功能,调适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关系,同时要发挥民间自治机能,节约社会成本等。     

试论民间法的性质及其效力基础

站在法律多元的立场上予以审视,社会的法律秩序不是一个由国家决定的单一的、系统的等级规范体系.在法律体系中,不仅包括国家法,还包括与国家法并存且一起起作用的民间法.民间法具有活法的性质,意指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其他法律的活生生的存在.民间法的效力基础在于社会权力、对主体需要的表达以及对"对象规定性"的尊重.     

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博弈

在当下中国法制建设背景下,国家法在民间社会中面临多重困境,形成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博弈,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体现出的社会复杂性与路径抉择,需要以一种智慧性的理性的思维均衡分析,以期实现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价值共契。     

乡土社会中之国家法与民间法辨析

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概念、并存成因、作用范围等方面对乡土社会中之国家法与民间法进行辨析,进而论述了二者协调与互动的必要性及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认知与实践误区及其矫正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是2017年,乡村振兴实践则存在于较长的历史时段。百年来,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国家进场围绕土地制度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从汲取到反哺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当前乡村振兴中存在割裂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乡村振兴滞留于外在的物化层面、乡村建设忽视区域的分化与差异性、乡村发展走的是依附型道路、将乡村振兴理解为乡愁的寻找和打造等认知和实践误区。总体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在全面理解其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走自主性、内生性、普遍性、差异化的道路,处理好乡村振兴中人才"所用"与"所有"的关系,注重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与协同。     

国家法与民间法双向互动之思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但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笔者认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建构应在消除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并对此作了一些尝试性探讨。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     

2013年中国民间法研究述评

2013年度的民间法研究在平稳推进中不断提升.在本体研究中,学界重点围绕民间法的生成路径、民间法与国家法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在民间法社会实证研究中,学界主要围绕民商事、刑事和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具体民间法则进行研究;在民间法的历史研究中则主要围绕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契约、继承、相邻关系等问题展开.除此之外,民间法司法运用研究,主要围绕民间法如何影响审判和调解程序以及结果等问题展开.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法社会学视角下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纠纷的实践逻辑

通过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纠纷的事件,本文描述了地方行政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和社群组织在石村矿山资源产权竞争中的博弈过程,探讨了各利益主体的实际运作逻辑。本文认为,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引起并加深了乡土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违法行为;这些违法行为既是在不断的修订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中产生的,也是社会成员在反复的模仿行为中建构出来的。民间法和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不是两个离散的点而是一个连续统,两者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都在连续地发挥作用。所以,应当注重民间法与国家法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以增强法律在实践中的适用性。     

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的互动与互济

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一直是政府的追求。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国家权力干预过多与对乡村社会权利的救济能力不足、自治不足与过度自治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