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史研究中的另类思考——从《李贺诗歌接受史》谈起

文章主要由近年来古典文学接受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所引发的思考相对于探寻古代学者和作家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和接受,我们更应当重视现当代学者和作家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创作上的接受;应当重视生活环境、社会思潮、学术理念以及政治人物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尤其是时代风尚、政治人物的偏好以及所引起的学界趋奉方面研究;要重视海外作家学者对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尤其是学者们对中外作家或研究方法间进行的比较研究;应当重视非纸质文字乃至非文学资料在历代接受中的作用。     

走向柳宗元接受史研究

接受理论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柳宗元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家,其作品接受史的内容丰富多彩。对柳宗元的接受史进行研究,是一门有着丰厚内涵的课题。在走向柳宗元接受史研究的进程中,须掌握相关的理论,洞悉研究的现状,做好研究的策略。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加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

对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描述和探因,极有必要提到陶渊明研究日程上来.这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现代西方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第二,国内文学研究现状特别是陶渊明研究现状表明,陶渊明接受史研究急待展开.     

政治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复杂编织——《祝福》的接受史研究

接受史研究能为文学经典的当代价值确证提供参照。梳理《祝福》的文学研究史与教学解读史可以发现：该小说在政治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经历着曲折的接受历程;在语文学科视阈下显示出由“工具”向文学本位转变的趋势。文学研究与教学解读不应偏离与割裂,《祝福》的价值传播需获得学科建设的合力。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构文学接受史研究的范式——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的方法论启示

正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研究,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比较丰厚的成绩,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增长点。但时至今日,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似乎走到了瓶颈地带,进入了一片盲区,研究理路模式化,研究方法单一化,研究成果同质化。长此以往,不免会让人怀疑文学传播接受研究还有没有出路、有没有意义。文学传播接受研究亟待突破和超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以民国报刊与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局势风云转变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国内对于欧文·拉铁摩尔学术与理念的认识逐渐开始深化,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具体的关注点上有所变化,这一过程跟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变动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拉铁摩尔在与当时中国学术界互动方面的某些不足。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报刊与文献的梳理和分析,重建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在华接受史的初步框架,重新确立边疆问题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价值中立(Value free)”接受史简析

价值中立是一个见仁见智有价值的话题.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它的接受史进行了考察,认为批判"价值中立"是由于"现在",解释"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尽管"价值中立"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在崇尚科学的今天应该审慎对待.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表面上约定俗成,其实客观上存在着多重指向。从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它起码应该指涉三个层面学科门类,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历史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形态的著述方式之分。该文试图对整个学科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并为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廓清思路,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对七月派的发生过程、理论基础、作为流派的风格特征以及流派在文学创作上的总体贡献和突出成就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于我们反思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钟书论文学的接受主体

钱钟书关于文学接受主体有许多论述,其中以下三点得到特别重视和强调:工于诗文;研究理论;追求真理.它们是钱钟书感应特定时代语境所提出之观念,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价值.     

论文学接受中阐释的多元性与阐释的有界

针对文学接受的特殊规律,进一步阐释了文学接受中阐释的多元性与有界的问题。     

文学史中的“错位”类型分析

对同一文学史实在不同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能有很大的反差,包括发展线索、动力、走向等等各有不同表述,这就是文学史的"错位"。文章分为四部分来论述:首先,价值评定中的错位,对于作品价值、作家地位,根据不同的文学观念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关系有不同梳理,形成错位。再次,由于所参照的对象不同,有比较视角下的错位。最后,造成错位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学史的续写的思考。     

大跃进时期文学史论略

大跃进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创作违背艺术规律，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戏剧、散文等出现了粗制滥造的急就章，内容上以表现个人崇拜、歌颂人民群众改天斗地决心和“三面红旗”为主，人物类型化，结构公式化，语言普泛化，以空洞的说教代替了形象思维。大跃进文学彻底政治化，丧失了艺术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