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愤慨的揭露 猛烈的抨击——介绍韩非《孤愤》篇

韩非(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和法家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小就受到了法家思想的熏染,后来又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把前期法家思想的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会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法家思想体系,为     

评韩非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法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份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肯定还是否定功利主义是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焦点之一。韩非是法家功利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儒法斗争中发展了功利主义。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淮南子》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绪与改铸

先秦法家思想对于《淮南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上.秉持圣王中心的历史观念,《淮南子》对于法家的君道观念多有承绪,并引用道家、儒家思想资源进行了修正.但总体而言,《淮南子》的这个努力依违于法、道、儒之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特征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法家思想与秦王朝灭亡关系新论

过去人们对法家思想在秦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促进了秦的统一,但后期对秦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把秦的灭亡归结于法家思想。秦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于秦用法家思想统治而导致秦快速灭亡是缺乏根据的。统一后的秦王朝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对于维护当时的统一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上使用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的朝代并不只有秦代,汉以后的政权仍然执行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但并没有导致汉王朝很快灭亡。因此应对法家思想进行全面的评价。     

三晋法文化的源与流——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渊源

文章系统分析了先秦时期三晋地域(约广于今山西地域)形成的法家思想,及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家思想的渊源;指出古代山西地域孕育出的法家思想与中原地区早期法家理论和儒、道、墨各派思想的相互承继关系.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道、儒、法的初步融合——试论慎到的学术思想

慎到的学术思想是从春秋末、战国初的学说林立走向战国末期思想大融合的中间环节之一.其学说以"尊君"、"贵势"、"尚法"为主要内容.人之"自为好利",是其理论的逻辑起点;社会的至治、至安是其理论的终极目标.与商、韩一派法家不同是,慎到的思想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也吸收了儒家的一些思想,表现出道、儒、法的初步融合.     

论韩非的法律思想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深深根植于战国后期社会秩序失范与其母国韩国政治动荡的时空条件,具有浓重的"奉法图强"的工具色彩。他基于线性历史观和人性论,主张将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施行依托君主威权、以法度为基本依据、以灵活的策略作为调节手段的治国谋略。韩非法律思想的形成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继承和发展早期法家学派术治、势治和重刑思想的基础上,又扬弃了儒、道、墨各家中礼法合一、君道同体和实用主义的思想。只有把握"继承—拓新"和"通融—互动"这两条线索,才能完整理解韩非复杂的思想体系。     

论《春秋》决狱与汉代礼法并用

《春秋》决狱这一汉代出现的特殊审判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司法审判制度发展史上虽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其在审判活动中立足于儒家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法理解释、以及作为儒法结合的标志对中国封建法制的后世发展方向、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唐代涉外民事法律初探

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不很发达,尤其是有关涉外民事法规更少。唐代是我国封建法律颇为成熟的时期,从现存的中外典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唐代涉外立法的逐步完善,为解决涉外法律冲突,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引经决狱与两汉法官造法之价值分析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快,司法官员常常通过引经决狱制作判例,规避法律,这种做法对两汉判例体系创建、司法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实现及儒家轻刑主张的具体实施意义重大,也为我们今天法官造法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借鉴。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从曲阜碑刻看历史上的尊孔活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奉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对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因此故，历代统治者对孔子尊崇备至，尊儒、崇圣、祭孔活动愈演愈烈，这充分体现在曲阜的碑刻中。     

对"舞文弄法"现象的文化解读——以唐代为例

中国古代“舞文弄法”现象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其一,明法科的“不贵”、具体执法者的社会地位低下、政治前途暗淡等因素导致优秀人才不屑于吏务;其二,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方式导致了官员的“业余”性;其三,君王“求法外小善”的思想干预,仁政思想与法治思想本身矛盾的无法调和;其四,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永贞革新党具有相对彻底的法律意识,但革新的失败使得依法治国思想的星星之火未能燎原。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