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研究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被害人时代"时,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被害人国家赔偿法立法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应该说,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守夜人",理应肩负起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与义务.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治,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权保障,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法哲学的新思维--读童之伟教授的《法权与宪政》

一、独树一帜的法权理论童之伟教授在《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中指出:直到今天,以权利义务解释全部法律关系的法哲学思想仍然在总体上采用陈旧、片面的权利义务分析框架解释全部法现象,而这种分析框架存在着关照不到公法领域,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权力现象等无法修补的结构性弊病。而坚持权利义务论者的回答是:权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权利包括“权力”,狭义的权利不包括“权力”。童教授认为这必将给法哲学研究带来一个不必要的麻烦,人们看到“权利”一词时,都不得不去思索此处的权利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然而,并不是…     

当今随迁老人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及应对

随迁老人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家庭融入成为随迁老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关键。在随迁老人家庭融入过程中,矛盾冲突贯穿其中。随着时代变迁,随迁老人在家庭融入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源自家庭生活模式的碰撞、家庭中心的博弈、家庭角色的错位、家庭参与失度以及与社会参与联动机制的缺失。随迁老人存在家庭权利虚化、义务责任化、责任核心化问题,同时其家庭地位、家庭权力呈边缘化状态。因此,应强化理念指引,推进传统优秀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融合,强化家庭融入机制创新,加强政府保障、社会服务及协同政策支持,从而化解随迁老人在家庭融入中的矛盾冲突,使随迁老人顺利融入家庭,进而融入社会。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及其当代启示

费希特法权哲学的独创性在于以主体间性演绎自由原则.这不仅赋予其法权学说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也改变了法学理论以往对于个人权利、共同意志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法律价值观从个人自由向社会正义的转向.此外,费希特法权学说所具有的理论限度也揭示出,我们对于法律价值之社会正义转向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以及“法治国家”本身具有的限度都应当保持适度清醒.     

身份符号学理寻绎与和谐符号系综建构——从政治哲学的视域解读

在社会共同体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与成员的身份密切相关,个人因身份符号差异而被赋予以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人类社会的显性运作特征就是交织的身份符号系综的变更导致内在"熵增"或"熵减"的现象呈现。由此滋长的身份焦虑、疑惑导致各种矛盾与冲突,有力地冲击着社会和谐与稳定。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以权力为基点、正义为视角来解构身份符号,有利于建构和谐的身份符号系综。     

重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路径

对黑格尔法权体系的批判与超越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哲学立场的真正转折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史的一项重要主题。马克思通过论述德国的政治、现代国家与黑格尔法权哲学之间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有关法权与政治的批判何以对准黑格尔法哲学的原因;通过拆解黑格尔构筑的观念与现实的"圆融体系",批判了黑格尔虚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方式,指认了黑格尔国家形式主义的困境,重构了哲学与城邦、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伦理

"企业公民"是世纪交替之际,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延伸出的新概念.所谓企业公民,就是指按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享有经营谋利的权利,同时履行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的企业.其实质是企业拥有"公民身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企业社会责任思想与实践是企业公民概念的思想前提,而企业公民概念则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企业伦理是企业公民概念不可或缺的另一维度,是企业公民概念的伦理学说法.     

新人政治的内核:权利与义务的倒置——以单位为分析视角

"新人"指的是刚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在霸道的权力与狡黠的资历面前,新人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应有的权利,反而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弱势者,在权力与资历结盟后,新人的生存处境进一步恶化,发展空间进一步萎缩,出现了权利与义务倒置的现象,这是新人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新人政治的内核。     

公民医疗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公民医疗权利是在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自然法的复兴而在实在法上确立的。作为公法上的权利,其对应的国家医疗保障义务起源于法哲学中关于国家设立目的理论。作为私法上的权利,其基础是自然权利理论,其中医疗自主权起源于康德的法哲学。     

论费希特的权利理念

费希特的权利理念是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在政治哲学中的延伸,他所言说的法权关系就是由自我意识缔结的一种本质上涵盖人类外在行为领域的关系。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费希特在继承康德权利理论的基础上,对作为权利基础的理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费希特思想中,绝对自我不仅是权利的基础,而且也是权利概念和法权规律推演的逻辑起点。费希特的权利理念与共同体概念、人们在现实中的相互作用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彰扬了费希特政治哲学彰显自由、向现实迈进的显著特征。     

我国法律义务定义观之检讨——以权利附带定义观为主线

我国传统的法律义务定义观事实上已成为人们理解法律义务的樊篱,特别是权利附带定义观将义务概念的阐释附着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义务研究的滞后,造成权利义务研究的失衡。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两者相辅相成,不存在主次关系,重权利,轻义务研究,权利只能是空壳。对法律义务定义观进行反思,建立独立分析框架,厘清义务概念定义中似是而非的问题,才能给出相对科学合理的定义,有利于法律义务研究的深化,法学及法制实践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动力论

生态文明建设的矛盾无处不在,从类型上说有哲学层面的思想观念矛盾、政府层面的制度指向矛盾、环保层面的操作行为矛盾；生态文明建设矛盾的产生,与主客二分的思维导向相关、与好坏并存的实际结果相关、与主观片面的发展观念相关、与群体行为的终极悖反相关、与社会主体的利益博弈相关；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前迈进的动力.     

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     

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公法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性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必要性,而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又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公检法所拥有的权力与作为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经常处于失衡的状态。因此,作为“人权保障宪章”的刑事诉讼法,理应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平衡,以适应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需要。     

论船货双方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海商法的正义到民法的正义

长久以来,我国海商法中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衡的,它更偏向承运人利益,并表现在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总量不对等以及权利与义务不对应两个方面,形成海商法下的“正义”。《中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文有待补充与完善。回顾海商法发展史,从罗德—罗马法到国际商人法,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历经了一条从货方“义务本位”发展至“权利义务本位”的发展道路。《中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遵循这种精神,平衡船货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民法上的“正义”。     

行政参与权对新型行政法律关系的构造

参与式行政是当代公共行政兴起的新的行政模式,赋予行政相对人行政参与权是参与式行政的根本标志。行政参与权改变了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重构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目的,变化了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存在方式,形成了新型行政法律关系,亦即参与式行政法律关系。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探析

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政治领域中的集权与分权、法治与人治；经济领域中的新旧体制摩擦、利益差别的扩大、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文化价值领域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三个文明健康协调发展。     

制度公正的核心：实现权利的合理布局

公民权利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权力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为避免自然的公正分配状态下权利秩序被破坏,国家权力主体在社会范围建立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对自发秩序下的”权利分配的定分规律”以规则的形式总结出来,人为地划分出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范围。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公正理念从美德领域转向政治的价值领域、人类社会由野蛮步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制度公正的本质是对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合理配置。     

弱者的制度性生产与再生产

相对于自然原因,弱者产生的社会原因更受关注,弱者在权利享有、实现、救济上的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弱势并导致这种弱势境况恶化的根本原因。经由法律所生产出来的弱者,同时又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类似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弱者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往往也是"弱肉强食"逻辑的再生产和结果取向的功利哲学的再生产。旨在保护弱者的法律制度若设计不当,不仅会出现非保护对象的对策行为或者"溢出效应",还可能会导致弱者更弱的制度陷阱。相对于给予弱者以特殊的照顾,作为公平正义之保证的社会体制更应优先被关注,实际的不自由和对权利的普遍侵害才是弱者产生的根本原因。     

论亲权制度及其立法建构

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中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的亲权为其核心内容。当今主要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无不对其设有详细的规定。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应建立和完善亲权制度,以便更好地建立一种现代的平等的家庭关系模式,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