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配置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三

在国有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权利配置是制约国企工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失衡,必然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程序的公正。因此,让国企工人阶层享有基本的参与权利,能够增加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是消除不平等分配中"有利者"与"不利者"之间心理隔阂的重要方式。     

阶层位置与对不平等的态度——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既有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极大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在社会背景以及拥有的权利资源方面,国企工人不占据优势,相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满足个体的需要,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个体的正义感难以形成。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都极不利于国企工人阶层时,他们只有选择抗拒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与国企工人阶层意识的形成——一项经验性的考察

面对经济不平等,国企工人的阶层意识逐渐形成。依据“阶层位置-限制-阶层意识”的分析模型,综合“感知、评价与行为”三个层次,国企工人的阶层意识在形成过程中呈现出两个特征：其一,在目前的社会基本阶层结构中,国企工人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经济不平等的感知和评价,与客观阶层位置存在一定的偏离,工人常以主观认定的“社会底层”描述客观位置上的“不利”;其二,国企工人对经济不平等的意识选择显示为内部差异性分布,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中心倾向,即拒绝经济不平等。     

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系——兼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特质

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正义理论通常将分配平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诉求之一:无论在自由主义左翼学者如罗尔斯、德沃金、戴维·理查德等人的正义论中,还是在有着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如G.A.柯亨、佩弗、罗默尔、凯·尼尔森等人的正义论中,分配平等都被置于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在杰弗里·雷曼和戴维·米勒等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传统中真正关注的是社会平等而不是分配平等,前者主要是一种地位的平等,后者则是财富或者其他社会益品的平等分配。尽管这一主张总体上契合马克思对采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个体的平等权利的批评态度,但由于清晰地界定社会平等的概念并非易事,而且社会平等又总是以某种程度的分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平等和分配平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因此,通过进一步辨明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的关切点之差异,探析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是替代性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理论特质。     

罗尔斯“民主的平等”之真实意义

当代政治哲学关于平等理论范式的争论一直是我们审视当代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理论视角.在诸多的平等理论范式中,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则与众不同.罗尔斯的平等范式是由制度观念的"民主的"词义来修饰和界定,而其他平等理论范式则是以具体的善如机会、资源、能力或权利来修饰和界定.为什么要用"民主的"一词来界定平等,而且"民主的"在其平等观念中究竟意指什么,这是罗尔斯本人也没有解释和说明的.本文旨在从罗尔斯的文本里和后来相关的有限的论述中捕捉"民主的平等"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文章指出,罗尔斯把先行的基本的民主政治理念、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正义理想和整个社会正义原则所表达的制度规范一起融合于"民主的平等"解释之中,构成了他运用"民主的"一词修饰和限定其平等观念的内在的真实意义.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原因及其经济后果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建立纳入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经济后果。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薪酬管制;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实证检验发现薪酬管制提高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因此摈弃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权力的张力：从平等的视角看

在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中,正义意味着平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应平等分配.在此理论视域中,权力为少数人占有的不平等事实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矛盾将会产生.为破解这一理论难题,本文拟从平等的双重维度即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来考察权力.在实质平等维度,权力不平等的形成有其合理性;在形式平等维度,权力以公平的机会平等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依据机会平等原则来检视,实质不平等的权力仍然满足了平等的形式要求.形式平等也为权力平等的证成提供了理论力量.同西方传统的经典民主理论相比,诉诸于分配正义的平等为我们看待权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路径.     

不平等主义——关于不平等的论证及其问题

反平等主义与不平等主义是不同的。反平等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定的论证,它试图证明平等主义是错误的。不平等主义则是一种肯定的论证,它不仅反对平等主义,而且还要证明不平等是能够得到合理辩护的。目前主要有三种重要的不平等主义,即"足够论"、"资格论"和"应得论"。这些不平等主义既有各自的道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难题。对于平等主义者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回应不平等主义,而且还在于是否能够找到一条使平等主义和不平等主义达成和解的道路。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多重博弈下的阶层分化与弱势阶层的抗争

社会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多重博弈关系。在中国地方层面特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空间下,这一多重博弈导致了只有让部分弱势群体牺牲,才能实现整体利益和弱势群体利益的格局。而弱势群体的特殊牺牲则可能反过来使整体利益和强势阶层利益受损,而能够摆脱这一悖论的是制度层面的改革。     

民主、不平等与再分配:结果正义的维度

民主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结果正义是衡量民主发展水平和性质的重要尺度.民主制度之所以有助于推进再分配,消解不平等,其制度机理在于竞争、参与和选择机制、舆论、监督和问责机制与商谈、博弈和抗争机制.要实现社会正义,推动社会公平,改善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必须发展和提升民主,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与拓展,建构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与程序,强化民主机制的多样化与有效性.     

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在对当前中国阶层进行关系意义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文章发现,由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所组成的上层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占有了收入的较大份额;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在收入中占有较小的份额.人们所处的阶层位置,深重地影响着其收入所得.即使只考察教育收益率,也是上层阶层远远高于下层阶层.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收入差距很难在近期缩小.     

在受教育机会上的性别不平等

本文从四个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国在受教育机会上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争取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全球财富不平等的长期变化趋势

文章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基础上,回溯了过去200年的全球财富不平等趋势,梳理部分国家产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及其后果的解释和观点,并总结其解决办法。相关研究发现,近200年来,全球财富不平等呈现先扩大、后徘徊在高位的趋势。虽然近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有缩小的趋势,但2020年全球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74,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内部收入差距对全球收入差距的贡献呈现大幅增加趋势。文章将引起财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全球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技术进步、全球化进程等,进而发现财富不平等可能产生损害经济效率、阻碍代际流动、引起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为了应对财富不平等问题,一些国家采取预分配政策、初次分配政策、再分配政策,并积累了一些可取的经验。结合其他国家过去200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准确认识财富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从预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等多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以缩小财富分配不平等。     

柯亨的分配正义观的转变——兼谈马克思主义与平等

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本文重点在于介绍其代表性人物柯亨的分配正义观。文章试图通过柯亨在不同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平等的态度的转变，来展示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变化的情况下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     

基础教育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随着就业市场教育水平门槛的逐渐提高,更多的家庭把大部分收入都投资于子女教育,这无疑有益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然而教育费用的飞涨使得中低收入家庭不堪负重,更把贫因家庭的子女逼入教育无保障的境地。因此需通过政府干预等政策来逐渐解决这一问题。     

罗尔斯的平等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通过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正义原则与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原则的比较,提出了以公平的正义为基础的分配正义原则。罗尔斯的分配正义,不仅仅指经济领域的简单的物资分配,还包括对政治权力等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其所要求的正义不仅是一种算术上的平等,而且是一种比率上的平等。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以义务论为基础的平等正义观,对善与正当孰更优先问题的回答,是罗尔斯构建自己正义理论的基础性前提。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把制度正义作为理论的基本指向,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在承认且允许有不平等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不平等的限制,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