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会化自然风险的形成——以兰州市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地质灾害为个案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风险不断涌现,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也是社会风险的表现之一.以兰州市一个微型社区的地质灾害风险为剖面进行调查和研究,探讨这一多民族聚居社区本已存在的地质灾害易发的危险环境在加入了诸多社会动因之后,如何转变成了极具人为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     

城市边缘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区就业质量研究--以济南市H社区为个案

城市边缘社区H社区就业人员的生存状态呈现“边缘化”的特点 ,他们没有享受到就业服务 ,社区就业环境比较差 ,他们对其就业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和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质量的评价都比较低 ,城市社会保障网至今没有真正惠及到已成为济南市民的H社区居民 ,H社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社区就业质量不容乐观。政府应将城市边缘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 ,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 ;建立社区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大病救助的保障制度 ;以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为依托 ,建立健全社区就业服务体系 ;培育发展各类社区中介组织     

新形势下探索城市边缘区党建工作的新模式——以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街道党建工作为例

城市边缘社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个特殊社区,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的产物。它的动态特征明显,存在的问题较多,党的建设面临很多的难题。因此,为适应新形势,必须不断探索城市边缘区党建的新模式,开创党建工作的新格局。     

适应新形势 探索城市边缘区党建工作的新模式——以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街道党建工作为例

城市边缘社区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一个特殊社区,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的产物.它的动态特征明显,存在的问题较多,党的建设面临很多的难题.因此,为适应新形势,必须不断探索城市边缘区党建的新模式,开创党建工作的新格局.     

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调控对策研究——以南宁市为例

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在城市化过程中会引起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剧烈变化。文章以南宁市为例,通过分析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变化及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结合土地利用战略重点促进边缘区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大边缘区土地利用监管力度,完善城市规划、保护边缘区的利益等调控对策。     

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阐述了社会性风险事件在新闻媒体、政府、企业等风险放大站的作用下被加强或者衰减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放大效应所导致的新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的过程,理解这一机制与过程对于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春市H社区的社区参与为例

以H社区的参与状况为例,分析了社区参与的特点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强社区参与、推进社区建设的相关对策建议。     

健康风险与福利需求的多元化——以S省H村为例

目前,关于农民健康风险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理论层面,很少有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首先将农户健康风险的来源做了归纳: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性环境和人自身具有的健康禀赋;以S省H村为例,分析在面对多种来源的健康风险时,国家和农民从事前和事后两个方面是如何应对;并根据健康福利来源的差距,对国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分析,认为农户对健康福利的需求是多样的,只有多样的健康福利才能应对并缓解健康风险对农户的冲击。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

社会风险的矫正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而社会资本在社会风险矫正分配方面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法哲学角度可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伦理型社会资本和法理型社会资本,伦理型社会资本的弊端决定其式微之必然走向,而法理型社会资本符合法治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既要考虑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又要注重微观的自组织发展和正当程序设计,还要考虑主流法律价值的弘扬.     

从社区的利益冲突看社区治理中的制度缺失问题——以BJ市L社区为例

随着单位制解体,商品化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物业社区在中国城市崛起,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居住的空间形式,而且整合了“私人”治理的特征,这种治理模式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处理好各方的利益,这直接涉及到公民利益及权利的实现程度,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制约性,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文章以BJ市L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主要的四种利益冲突,并且对这些冲突引起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最后,从建构制度空间的新架构,协调社区各组织的利益和完善对业委会监督机制角度说明建立良好的制度空间是当代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多中心治理下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B村的调查

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探索城市边缘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政府主导的服务型治安管理模式,这是未来社区的发展趋势;二是推动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商业组织(私人)功能互补的多元供给合作机制建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安全需要;三是建立边缘社区警务制度,处理好警察与社区各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及警察与居民的信任关系,以应对公共安全有效供给不足.     

老工业基地的城市社区组织模式探讨——以沈阳市H社区为例

由企业离职人员组成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当前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 ,推进社区建设。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社区建设而言 ,可谓是一种好的组织模式     

牧民定居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为例

游牧民定居工程使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生产与生活场域的改变,促使牧民新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社会资本视域,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定居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转换及适应过程,展示牧民在新环境中的交往需求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情况.研究发现,牧民定居后在重视维持传统亲缘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基于新生产生活场域的新型社会关系,而社区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又是牧民在业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把各种关系作为社会资本运用的结果.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水资源风险与政府责任——以三江源区为例

三江源冰川雪山哺育了悠久的中华文明,受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三江源区的水资源风险日趋严峻,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水资源风险管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包括维护生态安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民族团结、南水北调工程、开展宣传教育等,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人类社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高原江南,保护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     

社会风险视角下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以禽流感和地下六合彩为例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学界主流多从民主自治、行政效率以及运转成本的角度出发,提出要撤销抑或弱化农村基层组织。近两年在我国农村出现的禽流感疫情和地下六合彩的蔓延,促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思考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改革的方向,笔者的调查显示,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面前是何等的被动和无力,平静下面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警醒。从社会风险的视角看,应该强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以提高其社会危机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