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盐业生产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云南食盐生产虽然继续巩固了清末形成的滇中、滇西、滇南三片区盐业生产格局,但清代黑盐井在滇独大局面于民国初期已受到了强烈挑战,同时,盐产量总额也比清代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部分大盐井和全省的总体盐产额都有较大的波动,而卤矿含盐量的变化、燃料成本的变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盐产量的变化。     

中国盐运体制与构建区域通道经济

通过时空维度结合,探索中国盐运传统体制缜密设计的变迁轨迹。解析传统运盐体制顶层的唯利、中层的腐败、市场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僵化的行政销界划分构成了盐业经济发展障碍。随之,以历史演绎和田野实证结合,解构明清西南盐运通道动态变迁,梳理西南区域川、粤、淮、滇盐入黔路径。提出构筑西南通道经济的历史借鉴,构建西南盐运文化旅游品牌的现实价值。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四川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与私盐关系论

清代四川食盐运销制度经历了民运民销、官督商销及官运商销三次变革,变革的起因与终结皆与私盐的泛滥密切相关。运销制度的变迁表明,制度中不合理因素是私盐滋生的土壤,而私盐的泛滥又加速了食盐运销制度的败坏与变革,最终导致食盐运销制随着清王朝的衰微而走向崩溃。     

论清代云南铜、银政的发展

一、清代在云南推行的铜政(一)滇铜甲天下:云南号称“有色金属五国”,从公元十七世纪以来,云南的铜、锡、银就享有盛名,引起全国的瞩目,其中特别是东川铜矿,产量之丰,含量之纯位列全国之首,在整个清代,乾隆年间,每年运京铜达七百多万斤,道光年间滇铜每年运京降为三百六十万斤,称为“京铜”,仅东川铜矿最高年产量达七百多万斤,几乎供应当时的大半个中国,作为鼓铸铜钱,制造器皿之用.清廷派大臣专门督运京铜和监制铜钱,湘、鄂、浙、闽、粤各省争相截留京铜,一时之间“滇铜甲天下”,盛名传遍全国.东川铜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东川市所属汤丹、落雪大山.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螳螂县,辖今东川、会泽一带,当地居民以彝族、苗族、回族为主,明代曾设土知府管辖.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螳螂县条载:“螳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说明东川产铜,为时久远.东汉时期著名的朱提(照通)、堂狼铜洗就是用东川铜制作的,滇东及滇南一带出土的铜鼓也大部是用东川铜制作的.南诏时期的许多铜铸佛像和铜器用品也主要来自东川铜矿和永胜铜矿.公元1328年(元致和元年),全国向朝廷贡纳“岁课”,其中铜课共2,380斤,唯云南贡纳,其余各省均无铜课.     

论近代前期的滇港经贸关系

香港是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近代云南最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滇港经贸关系在清末即已发生。滇港大锡贸易是近代滇港贸易的主要内容。滇港贸易对近代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清季台湾盐政改革的实践与局限

晚清福建票盐改革时,盐务课厘总局及其附属机构在保障、提高盐课收入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六年,台湾道吴大廷在台设立盐务总局,希冀改革台湾盐政,并为闽省财政筹集税源。台湾盐务总局的设立,长期以来被视为台湾盐专卖制度由商运商销转为官运官销的分水岭。事实上,该机构的设立并未改变台湾盐务的运销方式。对清季台湾盐务总局的评价,应当从缉私、抽厘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结合其与地方州县的博弈,从晚清财政转型和东南海疆防务构建的大历史背景中多元化地认识该机构的运作与局限。     

清代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

滇铜是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之一,因之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关于清代滇铜外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京运方面,对各省采买滇铜的运输问题关注不够。从两者所铸铜钱的流通范围以及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方面而言,各省采运滇铜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亚于京运。     

清代四川地方政府对私盐失控的原因述评

清代四川私盐问题凸显,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四川地方政府企图利用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方式遏制私盐。从盐的产、运、销三个领域来看,并未因为地方政府的控制而遏制住私盐的产运销,究其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成因、制度成因、政治成因等。     

清代云南私盐问题研究

清代云南私盐活动十分活跃,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统治秩序。以咸丰为界,前期主要是腹地私盐,后期主要是边岸私盐。前期腹地私盐的泛滥主要与制度的缺漏、沉重的封建剥削、利益的驱使以及私盐所具有的优势有关。后期边岸私盐的侵销主要与市场需求、边民互市和借销邻盐的基础、天灾人祸、清末名目繁多的盐课以及帝国主义的纵容等因素息息相关。清政府对私盐的态度历来是深痛恶绝的,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边岸私盐问题。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康熙朝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

清准贸易对康熙朝清准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引发了噶尔丹的喀尔喀战争和清准双方战争;另一方面,它又为康熙瓦解噶尔丹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康熙利用清准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准部贸易对象的转变最终达到了击败噶尔丹政策权目的.康熙的清准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的羁縻政策有所突破,另一方面这一以夷制夷的清准部贸易政策也具有缺陷,它导致了清廷在内藩与属国和西洋国家关系上的混乱,往往拿处理内藩的方法去处理外部问题.     

论清初云南汛塘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明代中后期镇戍制下汛地概念的出现，云南交通沿线哨戍的广泛存在，为清代云南绿营兵汛塘分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全国绿营兵建立后即分汛设塘的史实、云南部分府州县志对清初汛塘设置的记录以及当时方志对汛塘情况“疏虞”不载的特点看，云南汛塘制度于清初即已形成；与云南统治形势相适应，清初云南汛塘制度显现出汛塘兵丁不多、设置内重外轻两大特点。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也没有揭示出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是如何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