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新常态背景下,对经济增长提出更多"质"的要求。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改进模型,利用1994—2014年数据研究福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与以往结论不同,四类污染曲线都不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改变形状,但EKC拐点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污染指标选取不同和样本数据范围的原因,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呈倒N型曲线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是四次多项式关系且呈波浪型曲线形状,工业固废产生量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但已临近预测的EKC拐点。研究认为,福建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EKC特征,总体处于"双赢"阶段;EKC不是某种固定模式,而具有多种表现形态;环境污染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影响导致的综合性问题。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以山东为例

在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深层次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意义重大。本文选取山东为研究对象,以"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为研究基础,多角度、多层次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污染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呈"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的过程;而二氧化硫及工业粉尘的排放与人均GDP间呈现N型曲线关系,表现为"先恶化后改善再恶化"的特征,二者间的差异体现为拐点的不同。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修正后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86~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和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是一条“U”型的曲线,与流行的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特征明显不一致。进一步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废气、废物和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最小值点分别出现在1986年1、987年和1999年,并自此点后一直呈现递增趋势,没有出现对应环境污染高峰的“临界点”,进而无法确定到达此临界点的时间长度。如果仍按照现有经济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短期内很难出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因此,中国西部地区不能按照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新疆经济增长与大气质量的计量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描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演替关系的计量模型,是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曲线关系。本文选取1987—2006年新疆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关指标的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新疆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水平的演替轨迹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的特征,探究影响新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成的深层原因。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根据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检验建立面板空间误差模型,分别以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衡量环境污染程度,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确实存在,而且还验证单位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产生量)随地区经济发展的提高而下降;四种污染排放物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这意味着各地区的节能降耗减排政策不能孤立地实施,应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同时实施,这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协调;过分强调第二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环境改善,要么是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污染排放量,要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于在深圳市实施双燃料小汽车项目 有利助推全市节能环保的提案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在金融、电子、港口贸易以及人文等方面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节能与环保。据统计，深圳市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已占全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70％以上，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去年排放的各种有害物质近24万吨，对市民健康构成很大威胁。要解决这种污染，必须从源头着手。     

四川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四川省1986-2008年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样本区间四川省经济增长和和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之间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关系.文章对这一结论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四川省情给出一些建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吉林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经济发展与贫富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借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1991—2007年吉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相关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等指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尽管结果显示吉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对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环境污染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有增长的趋势,经济发展并不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唯一因素,倒"U"型关系只是经济与环境众多关系中的一种。由此,我们认为,吉林省要通过多种措施和手段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库兹涅茨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倒U形,然而,本文利用湖南省1988-2004年的人均GDP、以及各项环境污染指标数据(包括工业三废和工业粉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却与此不相符,而是呈现N形、倒N形、U形.对N形、倒N形和U形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还表明,环境曲线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大,受经济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却较大.     

中国污染综合排放的省际分布、动态排序及影响机制

由于污染物的"复合型"污染特征,文章从整体视角出发,围绕"用什么评价、怎样衡量"这条主线,构建中国省域污染排放综合评价体系。选取与工业生产和生活排放有关的污染物指标,采用基于时序动态视角的"改进的纵横向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方法,测度199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外)的整体污染排放状况,计算在截面和时间纬度均可比的污染排放指数,并进行动态排序;最后考虑到污染排放的动态累计效应,在动态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将改进的STIRPAT模型与EKC假说相结合,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类研究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东部省份依然是我国污染排放的重灾区,减排潜力大;(2)1991-2012年间,内蒙古污染排放排序"前跳"幅度最大,整体污染状况不断恶化;四川污染排放排序"后跳"幅度大,整体污染状况持续改善;(3)影响不同污染排放水平的因素存在差异。能源效率对污染排放负向影响最大,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和工业污染治理强度对污染排放有负向影响,重工业结构和禀赋结构对污染排放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减排、降碳政策。     

产业结构差异下各省份环境规治强度量化研究

本文在改进Arik Levinson（1999）的产业结构环境投入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产业结构差异条件下污染排放指数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31个省市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数据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分省数据,分析测算出了2004—2007年间中国各省不同产业结构条件下环境污染规治强度,并综合分析了各省份治理污染努力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点。计算结果与Grossman和Krueger（1993）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相吻合。量化分析表明,发达地区在治污能力方面有较强的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发展压力大,保护环境力度不够。因此,作者认为,一方面,环境污染规治强度不够的省级行政区应该切实落实科学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实行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积极政策,同时还应该建立发达地区对相邻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最终形成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激励机制。     

中韩两国污染产业对环境影响的比较研究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水平呈"库兹涅兹倒U"形状。此外,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变化与其产业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近10年来中国污染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约为韩国的4倍,但中国的工业污染程度并非与其工业增长同步加重。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污染行业的产值与工业废气、废水的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较弱,这说明中国工业污染行业集中性较为明显。而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从主要的污染企业入手,通过改进生产工艺、降低污染物排放系数,以提高我国环境质量。总体上看,韩国整体环境质量趋于好转,但中韩两国未来仍需在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协调。中韩两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两国经济与环境合作,有利于两国的资源达到最合理及有效的利用,通过优势互补,两国均可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95-2009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国民经济各产业产出与污染排放量之间的联系;然后用回归方法分析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之后针对各地区不同工业内部格局,计算相应的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各产业产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影响着环境污染,工业产业是污染排放的最大因素;污染控制总量不能直接评价一个地区污染治理努力程度。     

“双碳”背景下FDI对东道国环境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双碳”背景下，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日趋紧迫。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其示范作用尤其明显。剖析FDI对东道国尤其是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效应，对吸引外资过程中实现“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流域沿线10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基于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环境污染指标体系，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传导。就长江经济带而言，技术效应十分突出，在其作用下，长江流域的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善。中国应该从战略角度参与国际碳边境调节税的制定，为经济增长争取更大空间。     

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对中国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国际垂直专业化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为基础,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机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然后以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U型关系,并且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为了改善中国环境质量,应积极引导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性工序向内陆扩散;在沿海重点发展附加值更高、污染排放更少的服务性工序;完善环境管制模式。     

湖北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形归何处——基于湖北省1985～2010年四大污染指标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EKC理论,选取湖北省1985～2010年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粉尘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为环境污染指标,使用Stata/SE12.0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各指标的曲线形状不一定是倒U型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改善,而是会受环境政策,产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印证湖北省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环境政策支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江苏农村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污染排放强度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1990-2011年江苏省13个地市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工业化中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污染排放强度效应与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污染排放量受经济规模、污染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影响。农村工业发展中污染排放存在显著地规模效应,随着工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环境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苏南、苏中与苏北区域农村的比较研究表明,苏南的三种效应均低于苏中与苏北的三种效应。     

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城市群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群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曲线特征,经历了"逐步缓解——恶化——得到好转"三个阶段。当城市群规模小于5 919.6万人时,环境污染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群规模在5 919.6—9 790.67万人之间时将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跨过这一区间后则有助于环境污染减少。2)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当外资利用水平小于225.047亿美元时会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在225.047—4 195.32亿美元之间时影响作用开始减小,超过4 195.32亿美元时则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外,其他城市群外资利用均处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阶段。3)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人力资源培养都将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正>加速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集群已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制造业集聚程度与环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利用我国制造业分行业1999—2012年共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多重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分行业在产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指标(工业的排放量)与制造业聚集水平的关系是处于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