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人口迁移与重庆城市化进程

重庆设市以后,虽市政建设和城市经济均有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抗战前的重庆,城镇化水平较低,而且城市发展水平不高。抗战全面爆发后大规模的人口内迁,陪都重庆也成为了内迁人口首选的聚集地和落脚点,给重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提供了契机。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促进了重庆的城市规模扩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功能发展和卫星市镇兴起。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成为了世界驰名的大都会。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发展刍论

重庆,是当今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基地。在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抗战八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和影响,重庆不仅在政治地位、文化事业诸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战争期间,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新建工厂的频兴,使得重庆工业在战时短短的七、八年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重庆城本身也由偏处西陲的一座工商小埠而发展成为我国战时的“工业之家”,从而成为支持长久抗战的主要物资供应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时重庆工业的发展,也牢牢地奠定了今天重庆工业基地的基础,     

抗战时期陪都滑竿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口内迁陪都重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巨大考验,一种极具山城特色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风靡一时。分析研究滑竿盛行陪都的原因,对陪都人民抗战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民间文化和旅居重庆艺术家作品里留存,滑竿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抗战期间内迁移民的结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大批东部人口向内地迁移.这些内迁移民具有非常浓厚的战时特点,从他们的籍贯构成、年龄构成、性别构成以及职业构成四个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内迁移民的人口结构特点.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抗战期间内迁重庆的高等院校

抗战期间，３６所高校迁入重庆，保存了中国教育的国脉，也使大后方的教育事业发展兴盛起来，改变了战前高等教育不合理的布局和结构，又在治学、科研、教学及管理制度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内迁的高校，也活跃了重庆的学术风气，重庆的文教事业从此兴旺，其影响至今犹存     

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陪都抗战文化对重庆城市品牌定位的价值

城市品牌是城市形象的重要名片,更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城市品牌定位重在提炼城市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城市特质,进而创造和呈现具有独特魅力的城市形象和城市风貌.城市品牌的重要目的在于展现城市由内及外的吸引力,并通过城市品牌的影响力提升城市的内在优势和市场化的竞争力.在重庆城市品牌的构建中,陪都抗战文化是重庆享誉世界的城市特质,表现了重庆深厚的城市文化内涵和坚强不屈的优秀民族精神,对重庆城市品牌核心内质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抗战前沿省份的部分厂矿进行了大规模内迁,人们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刻”.湖北工业内迁是这次工业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史学界却关注甚少.本文试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战时湖北工业内迁的情况,作一初步论述.抗战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湖北原有工业的内迁,另一部分是抗战爆发时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迁到武汉的工业再次内迁,本文所论,仅限于前者.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论《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

基于居住权制度本身的“住有所居”和“意思自治”目的、用益物权体系构造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中的减纷息争需要,居住权应在替代住宅上存续。实现路径上,存在物权回复说、物上代位说和重新设立请求权说。用益物权具备物上代位可能,先前无此主张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皆为具有主体身份限制的土地用益物权。人役权立法例中,赋予居住权物上代位性也已比较普遍。因此,物上代位说更有助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秩序性和保护居住权人权益。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体育运动对老年人骨矿物质含量影响的研究

通过对老年人体育活动者与非体育活动者进行活体骨矿物质含量的测试。结果发现，老年人活体骨矿物质含量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骨矿含量随着年龄增加而逐年降低。在体育运动对骨矿含量影响的调查中发现，有体育运动组骨矿含量和骨密度显著高于普通老年组；纵向追综结果表明，尽管受试者骨矿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是体育运动组下降幅度低于普通组。这充分说明坚持长期的体育运动（如长跑）对保持老年人活体骨矿物质含量和延缓骨质丢失现象的出现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无锡地区"医院青年与互联网"的调研与思考

就无锡地区医院青年接触和利用互联网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网络文化对医院青年的影响.从调查得知,无锡地区医院青年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高,使用网络更为理性,网络文化对医院青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政治观点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网络文化的主要特征,对医院青年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对策.     

表达自由实现的限制性因素及对策思考

多元化社会,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现实中又确实还存在诸多因素限制着表达自由的实现,凸显当前表达权保护的有效性不足。表达自由要得以真正全面的实现,需要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就政府而言,要实现制度上的拓展及公权力的自我约束;就公众而言,需培养公民意识,强化表达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