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现代性转变

由于受限于传统形丽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认识论研究出现了困境。现代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传统形丽上学的类主体和理性,摧毁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根基．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现代性转变。一是传统认知方法的变更和认识主体地位的提升;二是认识主客体关系的转变和认识结构主导地位的建立。近代认识论研究方向的转变为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认识路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如何说气及其蕴涵的一般知识状况

从体用的角度考察气可知、可说的问题,在现代知识语境中,涉及到对认识论、知识论及形上学的认识问题。我们通过对中西形而上学思想的研究,旨在探讨气学研究的一般性方法问题,以及从整体性把握气学思维的意义。     

关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点探讨

形而上学在我国长期以来是被作为一种早已被辩证法驳倒了的完全荒谬的体系来看待的。因为它和辩证法是绝对对立的,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它的前途只会是被人们逐出认识领域,而最终放入人类思想史的博物馆中去。这看来早已成为定论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上的,因而有些武断和简单化。本文拟对形面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它和辩证法的关系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形而上学探寻的问题包含世界的存在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而传统形上学以孤立、片面、静止的视野悬置人的存在空谈自在之物,会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流于思辨和抽象,无法对人生活的现实世界产生实际意义,由此杨国荣先生提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可以从多种视域切入,其中“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分别是《道论》和《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的主要理论视域,前者从对世界的整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后者以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在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上,其二在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上,其三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上。     

形上学与形而上学：从比较哲学出发的道学沉思

借由《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翻译“metaphysica”,形成了现代中文哲学概念“形而上学”。这个现代中文概念的制造以对《易传》语境及其易道思想的多重截取为前提。本文通过回溯《易传》原文的语境及其道器一如思想,尤其通过“而”的虚词解释学,指出:metaphysica的对应物乃是“形上学”,而“形而上学”则是有待重新开端的道学。     

论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之理论贡献与局限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为数不多的拥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哲学家。冯先生在形上学理论上的贡献在于 ,他利用现代西方哲学对形上学的批评 ,分析了以往形上学理论的局限和错误 ,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形上学体系 ,明确了形上学的方法、特点和对象。冯先生的形上学是西方新实在论与宋明程朱理学的结合 ,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冯先生既企图使程朱理学理性化 ,又要避免西方形上学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所以 ,他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逻辑学 ,但他的形上学理论的逻辑推论却出现了矛盾 ,使“新理学”的形上学也具有自身的局限     

格物致知在明清的意义转换

格物致知是理学中一个道德形上学命题,但在明清之际逐渐发生了知识论、方法论意义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在合法化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实现的。意义转换一方面彰显了传统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削弱和消解了内在的传统道德形上学意义,标志着理学道德形上学解构的开始。     

“生命儒学”与儒学之“三学并建”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试论冯友兰的共相理论及其中西文化观

冯友兰先生在其形而上学的《新理学》中,通过对“具体的事物”、“实际”和“真际”的逐层分析,创立了他的“共相说”。根据其共相理论,他从文化类型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特质和差异作了较为全面而科学的阐释。他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之争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需要先进文化给以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因此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冯友兰先生的共相理论及其中西文化观,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去“形而上学化”,回归生活儒学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儒学形上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儒学形上学源于对佛教尤其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回应而建构,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在20世纪似乎已走入了穷途末路而"终结"。面对这种"尴尬"局面,儒学形上学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继续前行,拟或回归原始儒学,还是另择新路?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儒学之未来发展所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河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近现代哲学方向的师生先后三次进行专题座谈,并在座谈的基础上各自形成论文。其中,有三篇文章观点虽异,但又紧密关联,实是"一组"文章,现经修改发表于此。此笔谈之开展,意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同时亦请同仁参与讨论,并批评指正。     

《陶渊明集》中的玄学语词个例评释

陶渊明时代地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一些玄学语词如＂道＂、＂真＂、＂自然＂等反复出现在《陶渊明集》中。这些语词虽然也经常出现在其他诗人的玄言诗中,但意义表现却不同。通过释读这些语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陶渊明的玄学观。陶渊明对玄理的体认表现出平淡化、生活化的特征,并且通过劳动最终构建成其玄学观,因此,陶渊明玄学观的独特性之根本在于彻底的实践性。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金岳霖的形上学与人生观

如果以"吸取西方现代思想理念,着重对传统道家思想做出新诠释,并构建了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意义的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来作为判定当代新道家学派归属的标准,则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首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主要特色以形上学和人生观这两个哲学的永恒主题为核心论题,儒道互补、中西互补。本文主要对金岳霖先生的形上学和人生观进行论述。     

从执一统众到理一分殊——试论魏晋到赵宋政治哲学的一个变化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形上学形态,毋宁说是政治哲学;而玄学到理学转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变。玄学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执一统众"来概括,理学则以"理一分殊"为基础。以往对于玄学和理学各自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二者转变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理一分殊"在其多方面的内涵及其相关的人性论上回答了王弼、郭象等人的难题,尽管王、郭未必会同意这种回答。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论章太炎对道家思想的诠释与认同——以《检论》为例

章太炎对道家情有独钟,这在《检论》的修改成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原拟收入《检论》的《原道》对道家学说作了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阐释,一方面以道家为先秦思想史的本源和主干,另一方面藉老、庄玄学语言阐发章氏新＂齐物论＂的政治理念。与《原道》几乎作于同时的《五朝学》极力为以＂老庄为宗＂的魏晋玄学辩护。《检论》虽最终未收入《原道》和《五朝学》,全书对道家的评论却与二者同一基调,并延伸到对于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评论。因此,章太炎确实是一位深具道家情怀的现代思想家。     

(台中科技大学 应用中文系，台中 台湾404)

庄子其人,个性好自由不受拘束,思想超乎常人想像之外,笔调流畅,时间、空间及世人的看法所不能拘束,生死富贵也不能束缚他。《庄子》其书,可与《老子》同样尊贵,同样成为道家学术思想之主流,主导了魏晋玄学的哲学思路,影响了佛教中国禅的形成,也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他的让心灵自由(心斋坐忘),更是道教上清斋醮最高修炼法门。庄子其人其书,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广。但庄子其人,有宋人、魏人之争;《庄子》其书,则有真假及篇章多少之辩。今以出土文物及现存史料看来,庄子应为宋人,《庄子》书应为庄子所著,而内、外、杂三篇的形成,则当在魏晋南北朝时,系沿袭晋·郭象之归类而来。     

唐前山水诗的情理要素消长之路

在唐前山水诗的嬗变中,有一个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理消情长,山水诗逐步摆脱玄理,进入到表现山水的美好清音和抒写主体性灵之中。东晋山水诗理语入景语,以理遣情。南朝宋山水诗玄理渐隐,性情日长。齐梁陈山水诗玄风已逝,融情于景。     

“去饰取素”与谢灵运辞赋审美观的玄学色彩

受魏晋玄学思潮影响,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提出的"去饰取素"与其赋序中同时提到的"意实言表"、"遗迹索意"一样具有浓厚的玄学色彩,其内涵复杂微妙。总体风格上的"废张、左之艳辞"而取"朴素自然"是其表层含义;审美鉴赏上的"超越辞藻形式"而取"心境的素朴"是其深层含义。大谢归隐始宁而玄佛仙兼融的心灵世界又丰富了"去饰取素"的玄理内涵,也使《山居赋》的玄理指向有别于西晋以来的其他玄言赋。     

《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展现给读者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其作者干宝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史官,他用记录历史的笔法记录了人类与另类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这部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产生的.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思想是玄学,另外秦汉以来形成的神仙思想继续流行.作为史官的干宝在当时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他的<搜神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