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除挟书律"与中国书籍面向公众时代的开启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正式废止了自西周以后延续了约九百多年的官书垄断禁令,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众传播的明确观念.中国书籍从此进入了公众传播的新时代.     

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

研究汉唐以来中外关系史,学界大多套用"丝绸之路"的思维模式.但如果着眼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丝绸往往不是主要的流通物品,而书籍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勾勒出中国江南始发、经朝鲜半岛百济、再至日本列岛的早期"书籍之路"航线,接着论证日本遣隋唐使肩负购求书籍之使命、从而开拓中日直航"书籍之路"的存在,继而梳理中国书籍东传的各种渠道,最后论及佚书回归的史实以证明"书籍之路"具有双向互流乃至东亚环流的特点.     

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秦焚书考

秦"焚书"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有关此事件,仍有许多未解之迷,以致学界众说纷纭.譬如挟书律的内容是什么,萧何是否收书,博士官是否可以藏书,诸子书是否被焚,秦人何以引诗书等等.本文依据前贤时哲的研究,在复原挟书律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史记、<诗>、<书>、百家语的差别,称引百家语的原则,秦是否焚民间的诸子书等问题,以及其它与学术史相关的问题.     

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几个问题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状态,不是人的应有的状态,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人自然的就自由、全面发展,而是说,在存在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处于异化的状态,而在消灭分工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能够扬弃异化,达到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指的是人们活动的真正自主性,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性和人对物的信赖性,人们活动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就是"自由发展",是自由发展的目的和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可能达到自由、全面发展自己,不能把市场经济和"素质教育"理解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和教育,而只能理解为为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历史条件。     

"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蕴意

本文从道德主体所"能"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系出发,认为"自由与发展"的价值旨在体现道德主体把"应当存在"变成"实际存在"的能动性,此乃隐喻着主体在伦理教化方面的主动性.由此认为,道德教育一方面担当开启人的潜能和能力的功能;另一方面旨在丰富公民的个性和社会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要求社会制度立足于对主体允许行动的一种分析及其倾向于鼓励主体行为方式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确保了自由制度所依赖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同时也确保了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性规定.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默读时大脑在发声

正通常,我们称不出声的读书方式为"默读"。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读书方式一直从朗读向默读方向发展。在社会处于口述时代,由于识字率低、书籍少,所以人们以口头说书和公开朗读为主。而默读方式是由书籍增加和社会文化水平提高带来的,它在读者与书籍之间建立了更自由、更亲密的联系,也因为跳过声音而使人们的阅读速度加快。     

安全新概念:"人的安全"解析

人类安全观正经历着急剧的变革,由联合国提出的"人的安全"新概念,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人的安全将人及其群本置于安全除障的核心,强调"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尽管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现在还存有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安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认同,并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论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重大美学意义

"自由时间"乃是马克思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个新的增长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动性的生命创造活动时间可以分成"自由时间"与"工作日(或必要时间)"两个基本部分,相应地,人的能动性的生命创造活动可以分成存在于"工作日"中的物质生产劳动与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活动.存在于"工作日"中的劳动的本质规定是"以本身为手段",体现了人的本质的自然必然性;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自由活动的本质规定是"以本身为目的",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历史自由性.艺术审美活动就是一种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人的能动性的生命创造活动,它既不同于"以本身为手段"的物质生产活动,也不同于纯粹主观性的精神活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一些美学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论殷周的文祭——兼再释“文献”

从对殷商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 ,在殷商的祭礼中有用文章典册祭祀祖先神灵的内容。从《周礼》、《礼记》等古代文籍中看 ,周代亦仍有以文章典籍祭祀祖先神灵的情况。因而 ,文祭应是殷周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周礼》、《礼记》中有“羹献”、“玉献”、“饩献”、“禽献”、“币献”等祭品名称 ,“文献”一词的构词法与它们相同 ,因而“文献”亦应为祭品之一种 ,即用以祭祀祖先神灵的文章典籍名。自郑玄以来对古“文献”一词的解释当是错误的。     

日本"董狐"笔下的甲午战争真相--中塚明教授与日清战争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清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国历史学家中塚明教授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辍,以"良史"的眼光秉笔直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日本朝野是如何蓄谋已久地发动日清战争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的责任和使命,堪称日本的"董狐".     

“忽正典而取小说”与唐初八史的文学性

唐初八史的修撰多取小说,受到后代诸多指责;但笔者认为,此举无疑使唐初八史带上强烈的文学色彩。“取小说”不但使唐初八史保存了当时的文学风格,提升了自己的文学品位,而且有助于唐初八史刻画人物形象,加强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还使唐初八史带上浓郁的志怪小说色彩。     

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考察

晚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出版的极盛时代,也是古代茶书编撰出版的繁荣时期。晚明编撰出版的茶书约占历代茶书的半壁江山,而且大量刊刻以《茶经》为代表的前代茶书;茶书编撰体式可分为撰述类、编辑类和汇抄类三种,推动着茶文化知识体系的重构;茶书的作者以江南地区的山人墨客群体为主,其刊刻者则以书坊为主力;茶书的读者,是日益扩大的文人阶层;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反映了明代茶文化的转型特征,也形塑着茶人生活的品格,是观照晚明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连筠簃丛书》刊印始末

《连筠簃丛书》问世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在晚清及民国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这一丛书的刊刻始末,即:其刊刻计划的起始源头、书目的策划敲定、书稿的校刊缀补、刻印细务之经理等各环节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复原。这些史实反映着清代刻印书籍的一般情况,折射出清代学者的学术人生;又因这部丛书问世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转折的特殊年代,从中也可见晚清学术风气转变之迹象。     

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吐鲁番地区的户税不存在中央户税和地方户税之分,户税的制税权和服务对象都是中央,但地方专征专用;吐鲁番地区的户税是多税目、多税率和多税额的复合形式税,而且在户税征收中,定户等所依据的资产除菜地外不包括其他土地。就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来说,户税征收存在独特的地方色彩。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礼部韵略》对宋人语言研究的功用

宋代史书和传世的宋人笔记、文集、别集等史料中,蕴涵许多关于《礼部韵略》在宋人语言学研究中的功用的记载。通过钩稽排比,选取其中颇具价值者,成此一编,可为深入研究《礼部韵略》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也可为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乃至宋代科举史的研究提供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并以此匡正前人对《礼部韵略》学术价值的偏颇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