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政治实践个案考察

复兴党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由于在其特有的政治、宗教、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变量,统治者可以按照其政治利益的需求来界定或重新界定国家的政治认同。萨达姆根据国家利益的需求强调和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政治认同,即两伊战争期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认同、海湾战争期间的伊斯兰主义认同和海湾战争之后的部族主义认同。伊拉克复兴党的多重政治认同在其政权生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     

政治认同与民族国家成长

政治认同对民族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国家的界定众说纷纭,但认同成为学者们分析民族国家的基础;推动民族国家产生的力量多种多样,但政治认同是必不可少的合力之一;民族国家的运行与维系需要强大的后盾,政治认同是它的精神支柱。     

英国的委任统治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形成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迫改变传统殖民统治策略,转而在其占领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实行“委任统治”。在此期间,库尔德人占多数的摩苏尔地区被并入伊拉克政治版图,这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逻辑起点。在英国“监护”下,伊拉克民族国家建构的措施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鼓励阿拉伯民族主义、维持部落体制等。但是由于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错位、统治基础的薄弱、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方主义势力的强化,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可谓形神俱散。初创的伊拉克国家无法获得库尔德人的认同,这是其库尔德问题产生的内在理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转型”导致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出现“分裂型民主”,这可以看成是英国在伊拉克委任统治的现实回响。     

明清时期泗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权力向西南地区的延伸,泗城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渐加强。其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构建华夏英雄祖先的身份认同,积极贡赋、服从征调的政治认同以及主动研习儒学的文化认同。泗城土司高度的国家认同体现了其自觉的“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有利于西南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推动了泗城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国家转向

本文从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在探讨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少数民族政治认同中张力关系的存在状态,并尝试提出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实现国家特向的主要路径.     

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初探

德鲁兹人,主要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戈兰高地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最高。文章通过梳理德鲁兹人在黎巴嫩各个历史时期发展脉络,探究德鲁兹人的由来,解读德鲁兹的宗教信仰和德鲁兹教义及民族性格,分析在现代社会中黎巴嫩德鲁兹人现状。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

边疆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窗口,也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性、战略性区位之一.由于边疆民族地区边缘的地理位置、差异的宗教信仰、异同的民族文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愈加复杂.另外,国际利益的冲突、反华势力的渗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迥异、政治冷漠与政治激进的影响以及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与破坏而引发各种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严重威胁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因此,提升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建设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培育各民族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一体化路径,即在承认民族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关键所在.     

符号学视野下体育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构建

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学界目前主要就体育现象本身进行对比或论证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而缺乏符号学这一简约方法的深层次解读。国家认同是各种象征符号的集合。体育是一种天然的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含义。因而从符号学视野探究体育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核心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体育的物源符号化、自然寓意、伴随文本意义、元语言解读、共同记忆塑造功能,有力促进现代国家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认清体育符号的标出性历史反转趋势,采取适当宽幅的文化选择,加强体育元语言的解读,充分利用体育符号媒介作用,增强少数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强化中华“多元一体”认识,厘清国家政治边界,从而有力促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     

卷首语

当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局部社会生活领域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少数民族群体把何种层面(国家的、民族的、社区的)政治认同放在首位,以及如何实现其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这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认同困境及其应对思考

目前,“多元文化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在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少数民族遭遇多元文化主义,将在民族文化与国家文化、民族自治与国家治理、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认同困境.何以应对？核心理念是坚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原则.本文以中国为例尝试了深入的剖析.具体而言,党和国家需注重中华文化的内涵发展、自治权利的法律实践和公民身份的科学构建等议题的探讨,通过消解少数民族认同上的困境,提升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国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加强社会凝聚力、民族向心力和国家统合力.     

全球化与地方性:认同的全球化话语——基于同仁县"五屯"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视野借助田野个案来侧重考察广义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对相关的一些身份认同,诸如族群/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建构以及公民认同等的影响。     

美国少数族群的双重认同轨迹及其影响

族群认同问题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国际社会中处于多数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如何有效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将是关乎国家团结统一的关键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随着族群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族群的认同总是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波动性变化,进行自我身份的再认知和认同的自我调整,这种情况在移民国家更为明显。在美国身份认同政治氛围高涨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美国少数族群双重认同的形成、互动轨迹、影响因素及配合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解析双重认同存在的根源,以为多民族国家加强对少数族群认同的认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借鉴。     

试论藏文文献中的中国国家认同的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

藏文文献中关于中央政府的历史书写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认同具有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三大特征。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以权益认同为基础，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领土认同为标志，以制度认同为保障，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呈现出由自在的国家认同向自觉的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趋势。以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为基础，形成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如何看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逐渐成为族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个体认同的多重性、民族认同问题产生的根源两个角度,论证了在冲突视角下,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视为矛盾和对立事物的理论观点的不科学性和误导性。科学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和谐视角。这种视角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二者统一的路径是构建能够有效整合民族异质性与国家统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权制度。     

认同熔铸与神圣时空：文化记忆视阈下民族团结誓词碑研究

作为文化记忆之存储空间与形塑国家认同的有形基础,民族团结誓词碑跨时空凝结着记忆与事件、政治、认同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文化记忆”为主要分析概念,借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为研究个案,在实践层面探讨文化记忆赋能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与其中所涉之记忆政治。文章首先追溯誓词碑“记忆-遗忘-唤醒”的历史经过,剖析从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以服务国家认同之缘由;其次,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誓词碑提升国家认同的模式;最后,将作为记忆之场的誓词碑置于空间生产的脉络之中,分析纪念空间的功能与意义的变迁,阐明空间如何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并塑造出国家认同的日常赓续模式。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

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非主体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非主体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失谐及矫正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并系统分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失谐的原因,即二者的区别是导致失谐的根本原因,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权力的分配不均、文化发展中产生的纠纷和“三股势力”的渗透和破坏也是重要因素,为此,应该从加强兴边富民力度、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诉求、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抑制“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等方面寻求探索解决对策.     

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1世纪是一个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金融贸易、资源获取、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和外交攻防等领域开展激烈竞争的时代,在竞争态势下,各国需要关注本国软实力的建设。首先,需要保持和加强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其次,作为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需要建设和加强全体国民对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再次,是整体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一个现代国家,只有在以上三个方面不断提升内部的政治、文化凝聚力,不断增强国民文明素质和文化自信心,才能在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寻求价值观的共性并占领道德制高点,赢得国际社会与各国民众的理解和尊重。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应当如何加强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并建设一个全国56个民族成员共同认可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