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解读

文章认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其国内族群文化观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解读 ,体现出其“文化一元”论在国内族群文化观和国际文明观上的统一。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源于美国族群理论中的“盎格鲁 -撒克逊优秀”论 ,在美国国内 ,他主张用以盎格鲁 -撒克逊族群文化为代表的“美国核心文化”同化其他移民族群的文化 ;在国际上 ,他强调不同族群文化的难以调和性 ,并在理论上将其“美国核心文化”论演绎为“西方核心文化”论 ,为美国的国际战略确定了根据文明差异划分敌友的原则。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的发展及测定与研究方法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十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把社会认同理论运用于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族群认同涉及到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族群关系,族群文化适应,族群之间的偏见、歧视和冲突,都与族群认同的发展有关。本文综述西方学者近年来对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发展、族群认同测定等方面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新进展,旨在对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 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适应性、族群迁徙与现代的文化认同

族群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动力学的特征中探讨族群的环境与适应、开放性与闭合性关系,有必要在一种族群互动的场景下去理解族群的迁徙以及自我文化认同形成的机制。在具体考察之时,分析食物的供给、人口压力,甚而重新思考"多元一体"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族群迁徙和现代的文化认同。     

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

资源竞争理论认为,族群符号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以族群为单位组织起来在社会系统内争夺各种资源,从而建构起族群之间的社会边界。因此,社会竞争的需要及个体与群体的应对策略,是族群建构的根本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回顾了西方族群资源竞争理论的起源、演进线索与一些经典研究案例,并与之进行对话,尝试分析其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尝试将国家作为一个变量带入到这个理论对话中来,从而为资源竞争理论以社会为中心的取向,补充一个国家视角,分析国家作为竞争协调者的重要角色与作用及其对族群建构的影响。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族群关怀

本文指出,将工业化、西方化作为现代化、全球化的内容和目标,是单向直线观的社会进化论发展的结果,有着明显的族群中心主义色彩,忽视了非西方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因素。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不应伴随着农村形态及生命力被瓦解,传统文化不应成为现代贫困的解释根源,现代化、全球化应摈弃以西方化、工业化模式为核心,而虑及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诸要素。同时,讨论了城市化中的族群文化重组与权利意识,以及多民族地方传统文化之现代化的多元类型。     

客家界定中的概念操控:民系、族群、文化、认同

作者认为 ,客家界定之“民系”概念有别于“民族”的概念。“族群”概念的引入 ,使得客家研究更具学术自主性与操作性。而“族裔实体”即为“文化的承载单位”理论的介入 ,人们更注重客家文化的研究 ,族群认同—客家认同 ,实为一种文化认同。“民系—文化”论与“族群—认同”论成为客家界定中两个基本的方法和理论框架     

中亚、突厥族群对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中亚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突厥语族民族在这一区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回顾相关文化理论及对这一区域和族群文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文化的变迁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段落"实现的,而中亚及突厥族群的文化进程为实现欧亚大陆的文明衔接与动态分布做出了重要贡献.     

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论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意涵、价值理念和实务体系

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作为一个具有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助人专业,社会工作在预防和解决个人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社会工作方法也具有很多的优势。在新的形势下,以往的民族工作理念、内容、方式、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本文是在社会工作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具体情况,在总结传统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意涵、价值理念、实务体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朝圣与族性差异——对特纳“交融”概念的省思

本文通过黔中乡村观音朝圣的个案再思了特纳交融概念的普适性。在青岩观音朝圣过程中社区的社会结构(族群身份)被强调和再生产,尽管女神的包容性能够解释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在面对社区具有同样性质的非朝圣仪式场景时,这个解释无疑暴露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本文运用一个更具涵括力的解释框架象征参与来做最后的解释。当下黔中乡村所呈现出来的反特纳现象应是外在政治经济力量对社区影响的结果,这个结果使本文的个案与特纳的对话成为可能。     

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主流实践与理论诠释

本文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经典判断有诸多悖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影响的同时,农牧民家庭经营并没有被专业合作社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按照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工业化来定义的"发展"的观念,在上述专业合作社的实践层面来看是狭隘的。相对于农牧民的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以及防护性保障而言,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实践存在更全面的诠释可能。     

关于民族问题的两重属性——三十年来民族问题概念广义、狭义之争的学理反思

文章针对三十年来民族问题概念广义、狭义之争不断升级的症结,阐述了广义论对民族问题两重属性的基本看法:民族问题的社会性是代表问题原型或本质根源的第一属性,而民族性则是民族问题与一般社会问题的区别特征。中央十二条中提出的两个包括强调了民族问题的社会性,其宽阔的视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所决定的;五个特性阐述了民族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又能使民族问题在两个包括范畴内严格区别于一般社会问题。     

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凝聚:理论与实践探索

社会凝聚是一个国家社会和谐程度的重要体现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本质表现,也是社会成员相互关系以及社会共同价值信仰、认同感、归属感、信任感的综合反映。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近年来伴随国际局势的风雨突变、全球范围内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发展变化,社会凝聚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对其研究渐成热点。从欧洲社会凝聚研究传统的延续到北美洲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指标操作化研究,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凸显了社会凝聚对国家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迎接西部大开发

本文认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迎接西部大开发,必须加强对思想观念本身的认识;必须加强学习;必须打破封闭保守意识,树立改革开放的新观念;领导者要起重要作用;必须克服"等靠要"思想,树立开拓进取意识;必须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思想,不拘一格选择人才;必须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和创新意识;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民族-宗教问题”:概念、类型和实质

作为社会总问题之一的民族-宗教问题广泛存在于当今世界,且有凸显之势。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和有关部门经常使用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民族宗教问题概念,其基本内涵、类型划分和实质等尚未完全明晰。文章认为,应从相应概念入手,根据其内涵和外延进行分类;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宗教性和宗教问题的民族性,亦决定了民族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交织部分;理性经济与非理性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调适,构成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本质要求,亦即利益或权益的分配、冲突和调适构成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质。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s from Turkey to Canada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has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studies in recent decades, yet we still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how immigrants develop social networks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 despite the fact that networks constitute the cor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applies a Bourdieuian approach to migration research while examining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immigrants from Turkey to Canada, al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inequality based upon occupation and class. My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network development with co-nationals, members of other immigrant groups, and native-born Canadians is a complex process in which such various factors as social class, ethnicity, habitu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 jointly shape the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social networks,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such networks.     

论调解制度的法治价值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法治基本人文价值。本文在调解概念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将调解制度置身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多角度阐述了调解制度的复兴原因及其价值体现,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社会理性的成熟、法律与社会的磨合、社会自治的提高,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将逐步形成,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也将不断提升,社会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其功能的评价与期待,也会慢慢发生转变。     

How njangui socio-cultural houses influence students’ collaboration towards boosting Africanism

One visible characteristic that Cameroonian immigrant students have brought to South Africa is njangui/ngumba house, which redefines social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South African and other African citizens who were previously unknown to them. A njangui is a traditional social gathering while a ngumba is a kind of sacred society often reserved for the elderly. However, njangui and the ngumba houses have morphed into a type of social meeting where people meet to discuss and solve personal or collective problems, whether emotional, social or economic and then dine and wine at the close of each meeting. This paper describes one njangui group, its purpose, process of selecting members and activities among a group of students within a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I draw on concept of locality to explore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language, business,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explain this traditional social gathering I used an ethnographic design. This allowed me to become part of the participants’ daily practices. One argument is that socio-cultural strength culminates in socio-economic relations.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this kind of relation could influence the social cohesion of students which may extend t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