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艺术与接受美学

<正>作家为了传播美学信息,抒情言志,将审美感受外化为语言,这就使修辞艺术与接受美学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联系.修辞学的性质、特点和功用,众所周知,无庸多赘.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也称为“文学的接受和作用论”、“接受研究”或“艺术接受”,它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文艺理论.从美学角度讲,则称接受美学.     

文学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刍议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文学是以形象反映生活的语言艺术。语言的艺术要用艺术的语言。不掌握艺术的语言,文学创作就不能“刻画入微”;文学欣赏就不能“体会入微”;文学批评就不能“分析入微”。文学的语言通过心灵的桥梁、艺术的形象把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巧妙地联系起来。因此,研究文学必须研究作家的语言技巧及其艺     

古代文学价值观:人生价值与文学价值的统一

本文将古代作家或批评家的人生价值观和文学价值观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他们的文学价值主张都是其人生价值观在艺术观念上的显现.     

个性气质·文学积累·历史语境——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导论(下篇)

端木的“个性气质”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形成,反转来又影响到传统继承的取向;“文学积累”包括作家文学起步前的生活积累、知识准备,端木的积累富有自学、杂学、实践三大特点,决定其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联系的程度;端木生活、创作的时代“历史语境”则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这种联系。     

批评的一些原则

假如我们要得出一套连贯的理论来,我们必须做其他一切科学所做的事:把我们的对象隔离起来,确定我们的题材,区分文学研究和其他相邻近的学科。很明显,文学理论的中心题材似乎是文学作品:既不是作家的生平和作家的心理,也不是读者的社会背景或情绪上的反映。我强调“内在”研究方法,就是把艺术作品本身作为一种语言结构,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体系加以分析。艺术是“幻象”,是“虚构”,是把世界变成文字、颜色或声音。把这样一个对艺术事实的简单洞察说成是否定艺术的真切性、人性和艺术性,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怪现象。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并不象较老的自然主义“模仿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也不象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现实主义”并不是艺术的唯一方法。它把世界文学的四分之三排斥在外。它贬低了想象、个性和“创造”的作用。在文学研究中,一切决定论、一切因果性的解释,看来都不成功。因为文学作品都是整体,是在自由想象中孕育成的;如果把它们分解为起源和影响等,它们的完整性和意义就被破坏了。文学的遍及全世界,文学的人性本质,艺术作品之间的相互紧密联系,传统和题材不受时间空间阻隔而存在下来,这些都是否定许多国家的大部分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地方性和民族狭隘性的有力论证。理论只能从历史中产生,正象历史本身只能用头脑中的一系列疑问和答案来理解。历史相对主义不是答案,非历史的教条式绝对主义也不是答案。只有试图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来观察对象的“透视主义”才是答案。     

关于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

<正> 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走过了整整六十年的行程。若以新中国诞生为界,恰可划为前后各三十年,按通例即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期。怎样看待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别是如何估价它们的成就,是当前文学研究中分歧尖锐的问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看,当代文学不论作家队伍,还是作品成就,都不及现代文学。姑且谓之“今不如昔”吧。与这种观点相反,茅盾则断言:“三十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面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不妨称之为“今胜于昔”。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与思考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存在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不明确,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特质被遮蔽,文学史著作很容易成为一个各族文学的大拼盘,以线性历史时序来编写多民族文学史存在局限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第一,划分民族文学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唯一标准;第二,应结合作家的民族身份来评价其人其作;第三,应理清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第四,可以结合地域文学发展演变、各种文学题材或体裁的发展演变等结构线索来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近五年来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综述

本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近五年来我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五年来我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特点:第一,理论研究仍然是主流;第二,诗歌研究是薄弱环节;第三,研究的作家趋于广泛;第四,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呈多元化.     

“文学是人学”的审美文化学解读

不少文人学者曾对“文学”和“人学”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但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句话因自身的科学性而被人们所认可。笔者将以文学审美的方式，从文学创作的主客体、文学创作过程、文学接受三个方面来对此观点进行文化学阐释，强调文学正是通过审美的方式与人学发生全方位的联系。     

鲁迅与象征艺术

在文学史上,就象巴尔扎克、易卜生、高尔基这样著名的作家所采用的艺术方法,也不是自始至终清一色的;各种艺术方法之间,不仅有互相抵触排斥的一面,也有互相联系溶合的一面。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奠基人,现实主义是他始终遵循的正宗。但同时,他也将象征主义(象征手法自古有之,象征主义大大扩展了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这种手法)等艺术方法有价值的东西,大胆“拿来”,为“我”所用。本文试从鲁迅读过的象征艺术理论、评价过的象征主义或运用象征手法创作的作品、写过的象征主义或具有象征色彩的作品,具体论述他的创作方法的非单一性,在这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创作中给象征艺术以应有的位置。     

试论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的自我消解

十七年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从表面上看，她们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努力反拔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异常自我的女性形象．实质上，他们仍没走出男权文化的樊篱，在男性目光的观照之下，她们或成为完全泯灭了女性意识的“铁女人”，或成为赤裸裸的性符号，二者不约而同的成为作家们适应时代的某种表意策略，作家们在这种“表意”之中是以牺牲自己的艺术个性为代价的。在女性主义文学已成浩然之势的今天．回头去反顾“历史”，仍具有借鉴意义．     

从接受的视角看“形象大于思想”

“形象大于思想”是一种规律性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理论探索的重要课题。过去,人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都是着眼于从作者到作品的单向流程,而没有为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对作品信息的反馈作用留下席位,更绝少有人明确地把读者的阅读实践活动同作家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思考。本文就试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古老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中形象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意义超越或违背了作家的创作意向,具有着作家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论文学的审美本质

<正>文学本质是一个永恒而常新的命题,自从文学产生之日起,人类就在不断的探讨并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答案。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每换一个角度和方法,就会有一个新的解答,正如萨特所说:“各有各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的手段。”只要生活在发展,思想在流动,文学在更新,这个问题就将一再地提出来,而答案也将不断产生。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了解文学的一般社会性质,而以马克思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恰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这段名言为指导,深入把握文学的特殊本质。于是,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并成为越来越趋同的看法。然而,对于这一命题的分析、论述却大相径庭。有人以马克思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为出发点,从创作角度论述;有人以马克思的人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从审美掌握的角度进行论述,更有人以接受美学的理论,从读者的阅读行为进行论述,这些角度不能说没     

略说“京派”与“京派作家”萧乾

当人们把“京派”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研究时,多半是把萧乾归入其中的。但有趣的是,萧乾本人却并不领这个情。笔者曾同萧乾先生作过一次长谈,就“京派作家”等问题向他请教,他不但否认自己同习惯上所说的“京派”有很多联系,甚至认为把“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详见《京师访萧乾》,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四期。以下所引萧乾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这是颇耐寻味的。注意到萧乾如是说“京派”,再细察他创作的主要倾向,这位作家的流派归属问题的确是值得重新讨论的。     

略论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

“影响”一词原义为使他者产生反应(或反作用)和变化。西方文学研究中的影响主要指某国的作家从外国作家的作品中得到某种启示,消化模仿其中一些自己原来没有的东西,包括文学思想、作品主题、题材、语言表达、写作技巧等等,并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作品。其核心是研究两个以上国家文学作品或作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似联系。     

系统论、比较文学和文学——浅析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

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联系。但是,系统科学在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并没有深入地发掘这种联系,更多的时候,文学研究者的眼光是以一种拿来的姿态来运用传统的以“三论”为概括的系统论的,从深层上来看,这也体现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分野问题。文章主要就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进行了分析。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一代辞宗”的全面深入研究──读《沈约研究》

与中国古代的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研究相比，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显得较为冷落。除陶渊明、谢灵运外，其他作家的研究往往显得零打碎敲，难成系统。即使有“一代辞宗”之誉的沈约，人们对他的研究与评价也往往与“永明体”、“声律论”联系在一起，只论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很难将一个作家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研究推向深入。林家骊先生根据其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３７万言《沈约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１版），却是近年来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魏晋南北朝作家的专著。王运熙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就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