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俸禄制度

元朝的俸禄制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元世祖时官吏按品阶支给俸禄 ,至仁宗时最终建立较完备的俸禄体系。官吏的俸禄由俸钞、职田、俸米组成。和宋、金相比 ,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 ,文官以月支俸 ,月末支取 ;以银两为俸禄颁发标准 ,实际上多以纸钞支付 ,间用白银。俸禄的货币化 ,表现出历史的进步 ,是元朝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地方官员普遍颁给职田 ,以补充在币值不稳时官员的俸禄收入。武官领俸时间依军队性质和所驻守地区不同而异。元朝俸禄制的建立和沿革是在保留了蒙古族的部分旧制的基础上 ,依然沿袭、继承了中原传统的俸禄体制     

唐代后期俸禄制度的演变

唐代官员的俸禄包括官禄、俸料钱、职田和禄力四项。唐代后期俸禄制度屡有变动，且相对复杂。俸料钱变动最大且最为复杂，其余三项基本沿袭唐代前期，变化较少。俸料钱主要有大历制、贞元制、元和制、会昌制，俸钱数额、发放依据都在发生变化。从唐代俸禄制度各项内容入手，重点分析唐代后期俸料钱的演变，尤其是使职官的月俸情况，可以发现唐代后期月俸额高于唐前期，但极不稳定，使职官的月俸极为丰厚。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后期京官俸禄薄，外官俸禄厚的观点有失偏颇。     

隆化鸽子洞元代放支官俸文书考释

本文对1999年在河北省隆化县西北的鸽子洞中发现的元代官吏放支俸禄文书进行了考释,认为该文书是元至正末年某官吏为乞放支六月份官吏俸钞的申状草稿。并进一步指出,该文书提供了元末官员申请放支官俸的具体实例,对研究元末财政状况、揭示窖藏主人的身份以及元代文书的编号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代致仕官员俸禄制度述论

宋代致仕官员的俸禄待遇基本以半俸制为主,但也存在半俸制与全俸制并存的现象.致仕官员需持券历经诸州粮料院批勘后到州县仓领取俸禄,其俸禄以实物为主,现钱的比例较小.致仕俸禄作为致仕官员养老费用的稳定来源,对其晚年生活有着基本保障,使其能够安心从事文化创作,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但中下级官员的致仕俸禄与高级官员相差悬殊,生活往往无法自给.同时,实物折现,州县仓的储备不足,借减俸禄诸问题也对致仕官员,主要是中下级致仕官员的养老生活造成一定的冲击.     

唐代进奏院小考

“进奏院”始于大历十二年，可追溯到周时“邑”，唐代进奏院位于长安城的“坊”内，授官情况混乱，在地方和中央之间起联络、勾通、中转的作用。     

论元代官场贪赃盛行的原因

贪赃盛行是元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四:一、选法败坏,用人不当;二、高级官吏带头贪赃取受;三、台纲受沮与台官赃贿,使宪台难以纠察非违;四、官吏无俸或俸薄,使贪者能借口侵渔。     

对宋代官员俸禄水平的再认识

关于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古往今来,学者见仁见智,说高说低均大有人在。论文从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的角度来观照宋代官员的俸禄水平,不局限于前人之说,而是从当时的社会舆论、价值观、俸外收入、做官后的经济效果来考察宋代官员俸禄水平,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是丰厚的,俸禄的整体水平是较高的。     

哪个朝代公务员薪饷最高

中国历史上究竟哪个朝代官吏的俸禄或日薪饷最高？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僭越。秩是官秩,表示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官秩品在秦汉时以谷物多少计算。西汉从万石到佐史分为20级,曹魏时以一品至九品定分为9级,南北朝逐渐改为正从九品18级,隋唐沿袭南北     

唐代吏治法律制度分析

唐朝的吏治法律制度,表现出体系严密、注重监察、整处严厉等特点。唐代的吏治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到官吏管理的方方面面,使得唐朝的官吏日常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今仍具有相当借鉴意义。     

秦汉官吏赃罪考述

秦汉时代,赃罪是指一切用非法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本文仅研究官吏的赃罪。众所周知,官吏的合法收入是俸禄,而俸禄是受等级限制的,有限的。要满足无限的对财富的需求和欲望,只能靠法律外的手段。用法律外的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即赃罪。“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贱于下,然而奸吏富矣。”“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同赃罪作斗争,是封建国家对官吏进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略论王莽的俸禄改革

王莽辅政和执政时期对俸禄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首次推行高薪养廉的尝试,实行浮动俸禄制度,完善官吏退休金制度。这些改革尝试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

文章纠正了唐代陇右道不是官吏贬谪地点的观点,指出,唐代西域有一些贬谪官吏,并对这些贬谪官吏遭贬的原因及时间进行了分析考证。学术界有关贬谪官吏败坏了地方风俗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唐代贬谪到西域的官员多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治国安邦的才能,对唐朝经营西域及地方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还对唐代有关贬谪官吏"量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白居易的俸禄诗文与心路历程

白居易喜欢在诗文中大谈俸禄之多寡及相关感慨之情,作品言及＂俸＂、＂禄＂等字的例子要超过百例。究其原因,一则与其早期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二则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通过白居易这些稍微有几分＂世俗性＂的俸禄诗文,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更好地了解到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晚唐庶族知识分子,在人生和仕途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道路上,不断深入了解现实、不断自我退缩的心路历程。     

“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独孤授名、字及登科年月考

本文首先考证了独孤授、独孤绶本是一人,《全唐诗》收其诗时却作二人,是错误的.继而论证了独孤授乃其名,绶当是其字.最后考订了独孤授应博学宏词试是在建中元年初春,而非大历十四年,徐松《登科记考》误.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对井真成墓志研究表明,他应该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到来的日本遣唐使团准判官,到长安后旋死去,而不是在唐朝19年的留学生.其墓志为我们研究唐朝对外授官与赠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例,进而可以对唐朝和日本授予遣唐使官员官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古代东亚世界国家间交往的具体形态.     

《新唐书·志》的两则错误及致误原因

在《新唐书》的《志》中,唐玄宗夏季幸骊山为杨贵妃庆生辰和唐朝全国共有26座关的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前者误信了唐人小说、诗歌的说法,而未考察唐玄宗幸骊山的具体时间;后者把一个阶段设置官吏的关津的统计数字误作整个唐代恒长不变的数字。其实,《新唐书》的作者修志时,只要与该书其他相关记载统筹对勘,即可避免这两则错误。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奴婢、官吏的“授田”与限田

北朝隋唐均田制对于奴婢、平民、官吏的授田标准和还授办法都有具体规定。许多学者对奴婢和官吏的受田深信不疑。各种教科书也都这么写。但我认为北朝隋唐均田制虽然曾在不同程度上付之实行,但其实施状况与令文的规定有很大的出入。就奴婢和官吏的授田而言,根据现有敦煌、吐鲁番户籍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那实际上只是一种允许占田与限田的措施,并未照令文规定实授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