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隋唐儒学与自然科学

<正>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与此相适应,儒学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是: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受到比较集中的批判,儒学在斗争中与道、佛合流,特别是援佛入儒的尝试,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隋唐儒学的这种演变与自然科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作些研究,是有科学文化价值的。     

从相争到合流——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当代启示

伴随儒学独尊、佛教传人、道教兴起,“三教”在伦理本位、形神因果、夷夏之变、仪礼教法几个方面展开了长期的论辩。经过约五六百年的对话,儒释道终于从相争走向合流,逐步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文化格局。此一过程启示我们：在多元宗教的背景下,回避冲突、引人暴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化解宗教冲突还是应走对话的道路。以中国古代儒释道对话的情形论,功能似合流与本位似合流或是宗教合流的两种途径,可以有效地化解宗教冲突。     

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

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本文提出并论证了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合流于《管子》的观点。作者认为《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是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它们各自配成了不同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与五行合流的实现。这一合流并不是一举完成的，在《管子》的其他篇章中，可以考见阴阳与五行由分离到并行再到试探着逐步结合的具体历程，反映了阴阳五行合流的不同阶段。本文还分析了阴阳五行合流于《管子》的政治背景，《管子》一书的创作年代、作者和创作动机等     

合流式初探

引　言在现代汉语常用的简称中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简称形式 :合流式。它不是一个名称的简化 ,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节缩 ,是一种合称 ,正如吕叔湘先生所释 :“把‘甲丙’和‘乙丙’合起来称为‘甲乙丙’”。〔1〕也就是说合流式“甲乙丙”是“甲丙”和“乙丙”两词的合称 ,省去了一个“丙”。例如“中学”和“小学”可合称为“中小学”、“土产”和“特产”可合称为“土特产”、“青年”和“少年”可合称为“青少年”等。这种“甲乙丙”合流式 ,是一种三音节合流式。此外 ,还有“四音节合流式”(如“上水道”和“下水道”可合称为“上下…     

中国象征诗派的崛起——法国象征诗对中国象征诗的影响研究之一

李金发的《微雨》问世后,象征诗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并逐渐形成一个新诗流派。但这主要并非李金发的影响所致。因为二十年代后期涌现的象征派诗人,骨干力量既不同属一个社团,也并不心仪李金发的诗,他们都能直接从法文原作中吸取营养。中国早期的象征诗人,大都是感伤的,或颓废的象征主义者,表现出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合流的某些特点。如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是创造社后期的三位象征诗人。而“新月社”中的卞之琳、何其芳、邵洵美、梁宗岱、于赓虞、林徽因,刘梦苇等人,甚至包括徐志摩后期转向波德莱尔那种“新的战栗”,都表现了“新月社”解体过程中向象征派的过渡。这一特点,与法国象征主义有相同与相异之处。浪漫的忧郁、感伤与象征的结合,在波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迭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粤北土话小称变音的变异研究

首先根据语音形式和分化条件对粤北土话的小称变音进行了分类.然后在全面考察粤北土话小称变音和入声的基础上指出,粤北土话小称变音的演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合流,一个是分头发展.最后指出,为了保持该方言系统内两个后塞式调类的声调格局,两个中塞式的小称变音合流时一般不经过后塞式的阶段就直接舒化;分头发展时,或者分别与其阴入和阳入合流,或者一个读舒声、一个读后塞式,而此时其清入和浊入则要么合流、要么分别舒化.     

清代士林居士彭绍升的儒佛合流思想

清代士林居士彭绍升,学宗阳明。在清代考据学鼎盛的局面下,为了维持阳明学的继续发展,再次将阳明学和佛教引向合流,不仅丰富了阳明学的思辨资源,而且以阳明学诸问题来诠释、改造净土宗修行理论。同时,在阳明学和佛教的履践观念影响下,彭绍升积极开展地区的社会活动。通过思想的改造和社会事业的创办,彭绍升为阳明学在清代考据学的挤压下继续存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彭绍升的儒佛合流的思想,也影响了清末思想界。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流的基本趋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现代的发展,日益显示出合流的强大趋势。这种合流的具体表现,诸如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形式化、模型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的渗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交叉科学、综合科学的涌现,等等,已经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表明了社会科学在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趋势的历史必然性,把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关系的基本规律,进一步繁荣社会科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论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合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两大特征就是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兴起和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凸显。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同样的渊源,但是在中国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甚至围绕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等议题还存在着一定层面的张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分流给两个部门都带来一定的危机。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二者合流势在必行。二者的合流将有助于形成更重要的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当下,对于这种合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的研究是解决分流危局的重中之重。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三教合一思潮——理学的先声

唐末五代时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潮。这股思潮有其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并为后来新儒学的振兴准备了理论上的前提条件。     

公认会计原则国际化:时代特征与我国的战略

据统计,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认会计原则已合流于IFRSs,这已成为公认会计原则国际化的时代特征.当前我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架构、积极与IFRSs趋同、努力寻求国际等效认定、争创'国际品牌'"的会计准则国际化战略,此战略虽缩小了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s的差距,但对我国资本市场、会计教育和会计职业的发展、会计行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以及应对国际反倾销诉讼会计举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把握公认会计原则国际化的时代特征,尽快实施积极的会计准则合流战略.     

儒释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所谓儒释道三教归一,亦称三教合流,系指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儒家、道家、佛教之观念系统间相互利用、相互渗透的过程.笔者拟从比较动态学的视角审视其合流各阶段的特质及社会机制,以把握这一流向的实质.儒释道三教归一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三教合流的起始阶段.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社会思潮之主流的乃是道家文化之独特表现形态的“清谈”、“玄学”.在玄谈之风的基础     

历史主义与"如何是"

关于历史主义的中心意旨,学界通常有两种归纳,文章另辟蹊径,认为历史主义根本上是"如何是"对"是什么"的理论转换.在"如何是"的两层理论展开中,历史主义的多种立场获得了根本的一致性,并基于"如何是"的两层展开区分出前后两期.前期历史主义的理论内核是历史情境视角下的"个体"而非与一般相对的"个别".而后期历史主义则与实存哲学合流,在"存在的联系"、"不可通约的实存个体"与"实存时间现"的三个维度上完成了对"是什么"的消解.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论僧肇的中观思想

魏晋时期,玄佛合流导致六家七宗局面的形成.僧肇深感六家七宗对"有无"的理解有悖于佛教的中观思想,故而以"不真空"立论,批判和纠正玄佛合流中出现的偏差.他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从假有性空的缘起论、名实无当的名实论等方面论证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来达到融通佛教出世入世的意蕴,从而为佛教与当时社会协调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世说新语》中的理论互涉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与名僧进行个案研究分析,指出通过名士和名僧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玄学和般若学的理论互动,最终出现了名士与名僧合流、玄学和佛教般若学合流这一东晋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     

大众传媒与批评的命运

传媒时代创造了大众化的文化模式，并生产了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文化市场的驱动力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流形成新的文化背景，文学批评面临新的困惑必然走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