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

“诗无达诂”和诗求达诂貌似相悖,实则同理。“诗无达诂”强调读解诗歌不能局限于诗歌的直观意义,重在意会想象、捕捉意象、领略意境、品尝旨味。本文以我国古典诗歌所负载的抒情内容的特殊性和诗语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孤立性、隐潜性、情绪性、虚拟性为视角,考察了“诗无达诂”作为诗歌读解方法论,它完全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客观实际情状的,它是我国诗学理论上民族特色的表征。     

品评须以理解为前提──对《着墨自然 导引情绪》一文的质疑

品评须以理解为前提──对《着墨自然导引情绪》一文的质疑缪华伦对于同一首诗歌，不同的读者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引发不同的情绪，即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是也。然而，“诗无达佑”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它仍需以训诂为基础，以正确把握具有特殊内含和外延的诗歌...     

“《诗》无达诂”的美学历程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逐步经历了汉学传统、宋学传统以及汉宋之争,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其研究历程则在理论内涵上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从变”和“从义”特色。     

"诗无达诂"的艾柯诠释学思考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鉴赏中,人们常用"诗无达诂"的原则来看待审美的差异问题.因此,如何准确把握作品的这种开放性也就成了诠释者永恒的追求.通过中国传统的"诗无达诂"诠释学理论与西方诠释学家艾柯关于"开放的作品"的印证,以威廉·布莱克<天真的预言>中译本为例,探讨了"诗无达诂"诠释论的开放性对诗歌鉴赏与翻译的意义.     

让孩子在诗歌的原野上自由舞蹈

诗歌是什么？诗是羽化的灵魂,诗是心灵的独自,诗是精神的宣示。诗歌是语言与精神的合契,诗歌是诗人眼中之世界与现实之世界碰撞的灵光一现。正如著名学者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又浸润渗透着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它与实际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同时,诗歌又是一种“形”与“质”的统一。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     

《毛泽东诗词鉴赏》和《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检评

这两部书，有两个共同致命之处：一遵从根本没有的“诗无达诂”的谬说。依马列主义原则，事物是可知的，信“诗无达诂”，就是说诗不可知了！二坚持“凡是”，“凡是”就是教条，教条当然也就是违反马列主义原则了！     

论诗的多义性与朦胧性

古人说诗无达诂,谢榛在《诗家直说》中讲:“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也讲:“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这虽然道出了诗歌创作与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讲得概括,只是指出了一些现象,并未能揭示出问题的实质。确实从古到今研究诗歌,在发掘主题(theme)、     

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历史事件的诗歌,在唐代称作“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文学批评与创作,使“诗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以扩大。这种深化与拓展,应该归功于我国古代“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等阐释学方法。宋代“诗史”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代诗人提出了“诗非史”的观点,清代学者从考据的角度提出了“诗史互证”等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在于他们对“诗史”说的文学属性、历史属性及政治属性的阐释的侧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对“诗史”说的不同阐释。     

“《诗》无达诂”及其出生时域和场域探赜

既然由于文献缺损而导致无法准确定论,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诗》无达诂"的出生时域上将问题复杂化。重要的是"诗无达诂"的真实意蕴和理论取向,以及生成这一话语的前代积淀和后代影响。因此,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董仲舒定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总结者和提出者,而将先秦时期的相关理论和活动作为董氏思想的前理解史,将后代的不同称引和表述作为该命题的效果史。此外,《诗》作为文学的身份和特质在后代的渐次张显,中国古代《诗经》学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诗》论诗的悠久传统,所有这些都注定了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从经学场域到文学场域的转变。     

“诗无达诂”的产生原因及其接受意蕴

“诗无达诂”是诗歌鉴赏中的重要命题 ,是诗歌鉴赏论中的普遍原则 ,与西方接受理论的某些观点有相通之处。其成因关涉作品的文本潜能与读者的审美接受 ,也关涉作者的主体创作。根据这一鉴赏原则 ,读者在对诗歌作品进行审美读解时 ,更重要的是去发现、理解作品的潜在性与可能性 ,有自己独到的体验 ,既能“入”也能“出” ,“入”见作者之用心 ,“出”有自己之心得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在"经学变古时代"的大气候中,受疑古思潮的激发和禅学思想的渗透,宋代诗学解释多元论开始在诗话中活跃起来。可以说,宋代是"《诗》无达诂"经学解释话语成功转化为"诗无达诂"文学解释理念的演变期,是"诗无达诂"多元解释思想的全面践行期,与前代相比,当然也是形成诸多与"诗无达诂"相类的多元理解话语的丰产期。对这些多元解释思想和话语进行举要,有利于呈现宋代诗学解释学与宋代经学解释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时代特征,当然也有利于进一步揭橥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理解与阐释向度的构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操作性研究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因一味地强调主体修养,忽视了批评方法的建设,淡化了有效批评模式的建构。以主体修养来应付一切,在“诗无达诂”、“熟读精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批评教义下,实现了对方法与模式的回避,萎缩了批评的锐气,钝化了批评的锋芒,从而最终将批评引渡到哲学的王国,沉醉于玄览古奥的自恋自娱的境界,丧失了批评的大众化与普及化功能。     

宣示义or启示义？——论古诗中的言语留白的英译

中国的古诗中有大量的言语留白。古诗中的言语留白分为两种情况,即语言层面和语意层面。对于这种古诗词的未定性和多义性,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提出了＂宣示义＂和＂启示义＂两个概念。本文通过一些汉诗英译实例对以上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宣示义和启示义对于处理原诗＂留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T．S．艾略特对卞之琳的影响

卞之琳把艾略特的诗歌看作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其诗歌语言模仿艾略特，其荒原意识来源于艾略特，他的“智性诗”和“诗歌戏剧化”主张直接受到了艾略特的诗论的启示。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诗,有声语言的艺术──论诗的朗诵

一、还诗以声予诗以美诗是美的。人们常用“诗情画意”来形容和描绘美好的环境、美好的事物。同时诗又是可以歌唱的，故称诗歌。诗歌是伴随着音乐而产生的。它是语言的艺术又具有音乐的节奏，还追求和谐悦耳的旋律，它不仅具有形象之美又蕴含声音之美。它给人以美的思想、美的意境、美的情操，美的教化。在文学的品类中，诗可以说是最精粹的。诗人艾青说：“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还说：“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又说：“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