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方局的历史功绩与地位

南方局为党、为民、为国、为世界立下了不世之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红岩精神永放光芒”。本文主足南方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对南方局的历史功绩与地位进行了新的评价,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     

论荀子的权威崇拜体系及其历史影响

荀子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在打破天神权威的同时,却供奉起人神的权威,构筑了一个以圣人、圣王为核心,以道义、礼法、名分、政治、学识多种权威相交融的崇拜体系,这个权威崇拜体系有着神化圣人、美化君主、鼓吹人治、锁定真理的特点,对后世的专制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试论南方局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南方局 ,其前身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 ,称南京局 ,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代表机构 ,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前哨阵地和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指挥部。南方局在国统区历经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 ,团结了各阶层人民 ,有力地配合革命的武装斗争 ,为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绩 ,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由于他在位不足一年，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永乐时期渡过的，因此他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地位往往为后人所忽略；但事实上，他是明朝前期继朱元漳和朱棣之后的重要统治者，他的主要贡献一是在永乐时期协助朱棣治理大明帝国，二是在洪熙时期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全面改变了永乐时期的开创性国策，结束了明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首创利国利民的“仁宣之治”，使明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安宁的新时期。     

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既要手握大权又要能享受做皇帝的乐趣是丞相制度必然存在的依据;然而来自元朝末年中国社会最底层、有着特殊心理状态的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及其后代能永远大权独揽竟然废除了已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本文对朱元璋此举的原因和对明朝治官的影响作了深刻阐述,特别分析了废除丞相、君主独揽用人大权带来的权力运转失衡对治官的决定性的负面影响。     

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国家治理的思考

在对近年来学术界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评析学术界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其目的是强调国家治理要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并以此为视角去思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中国科举考试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论

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举考试促进了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形成,满足了封建专制不断强化的需要。儒家思想催生了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科举考试有利于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形成,为封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必要条件。     

论秦汉时期的民族迁徙

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时期,民族迁徙较之先秦时期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中央王朝将人口迁徙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相结合;二是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双向大规模流动。秦汉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人口、文化的融合,同时也基本奠定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框架。     

试论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笔者认为 ,朱元璋建国之后 ,由于政治、思想感情等因素 ,比较尊重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 ,其后诸帝也比较优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这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回族的最终形成 ,促进了明朝与周边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朱元璋对台阁体形成的基础作用

明代台阁体是威权政治的产物,由儒家叙事传统与皇帝威权结合而产生。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以祖训和大诰的形式,为后世子孙垂宪立法,直接影响了明初文学的走向,在洪武时代就形成了台阁体的潜流。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论朱元璋的人才观及其实践

朱元璋在其统治实践中,不仅做到了知人善任,且善于总结用人经验,逐步形成了内涵丰赡、求实致用的人才观。在重人方面,认为举贤任才为立国之本;在用人方面,坚持量能授官,各取所长;在选人方面,讲求不拘资格,唯才是举;在容人方面,力求推心待士,从谏如流;在管人方面,主张严明驭吏,赏罚公正。朱元璋的人才观将封建时代统治者的人才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浓厚的孔孟情结.建国前他对孔孟之道极度推崇,建国后则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个人独裁意识急剧膨胀,一度想动摇孔孟的精神领袖地位,终以失败收场,不得不做出适当的退让.这在朱元璋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促使他在治国理民的策略上反复权衡,一手抓经济开发,一手抓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新见朱葆三致朱彬绳书札十一通考释

本文对新近公开的朱葆三致朱彬绳的十一通书札进行逐一解读。在解读中,把朱葆三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立足书札包含的史料信息,辅以清末民国年间的谱牒、方志等文献,考察得出这期间他的社会交际、慈善公益以及与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竺可桢与中国科技史研究

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国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从20世纪初开始,竺可桢就大力倡导科技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气象学史、天文学史、地学史、科学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不少开创性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始终关注科技史,特别是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支持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并亲自筹划组建了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还积极推动中国科技史界参与国际交流,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国际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竺可桢的生平、业绩和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在多个领域的不朽贡献,业已构成为＂竺可桢学＂,竺可桢也自然地成为中国科技史至重、至尊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