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中正之"品"在魏末分化为"官品"与"资品",是晋初上层子弟起家"官品"与"资品"之间围绕四级级差上下浮动的原因。曹魏是"士族"社会的孕育时期,关于该制度在这个时期实施情况的传统观点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族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家庭教育关系到家族的存亡与个人的安危 ,其根本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教育内容上儒玄双修 ,又重视艺能教育。教学方法上重视环境教学与因材施教。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的结合，客观上是由于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赵魏士族为躲避战乱而流徙辽西；主观上则由二者的相互需要而促成。赵魏士族需要有一个愿意接纳并能保证其传统地位的势力为依托，慕容氏则需要汉族士族的支持与合作。赵魏士族对慕容氏诸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二者的结合对加速慕容部等东北鲜卑的汉化过程，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诸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结合又使一大批文人保留下来，成为其后北魏立国的骨干，甚至影响到北魏改制。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论张湛道儒互补的政治思想

张湛，东晋后期的著名思想家，既是魏晋玄学的殿军，同时又是儒、释、道三教互补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属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张湛的政治思想甚有特色，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它的政治思想如何晏、王弼的“道本儒末”理论，向秀、郭象的“内圣外王”理论等等，都是在尽力抹煞道儒两家学说的区别，予以合而为一，而张湛则不同，他根据自己二元论的哲学理论，设计了一个道儒二家圆通互补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思想里，张湛非但不抹煞道儒二家理论的区别，反而明确地承认、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合理性，主张根据不同的政治局势而…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亲亲和任法——儒法两家的组织建设

社会、国家怎样组织起来才是有效的、安全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社会变革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正值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儒法两家是其中的代表。今天探讨儒法两家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儒家的组织建设强调私人关系的建立，适于“私人领域”，是社会建设。法家强调国家权力的普遍建立，适用“公共领域”，是国家建设。所谓国家即政权组织，主要指政府及权力的范围即“公共领域”。社会即非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自治系统，系统内以共同的文化要素（如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讨儒法两家的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晋辟雍碑·碑阴》所反映的几个问题

通过《晋辟雍碑.碑阴》可以看出:《晋书》有关地理记载多有疏误;西晋各地儒学发展不平衡,文化中心在北方,但西北边地发展迅速;郑学、王学并存,反映了晋初统治者在经学学派上的兼容并蓄;晋初儒生取名仍多沿用单名的习俗。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东晋南朝江南土族之心态嬗变及其文化意义

东晋南朝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盛极而衰．而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他们在宗教哲学、审美理论、文学创作、艺术活动等领域却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因此，探寻江南士族的心态嬗变，对分析江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诸多现象的历史根源无疑具有探本溯源之意义。本文指称的江南士族包括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的吴姓士族。他们在文化趣味和精神风貌上均有相似之处，但各自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却不尽相同，对此需作分别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信仰、自由与理性——英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相似性，但也呈现出各自的品格和特点。英法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的态度迥异，英国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较为温和，产生了自然神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则非常激进，从自然神论走向了无神论。英法启蒙运动孕育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启蒙者思想家建立了“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建立了“积极自由”的自由观。这些重大差别是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映射。     

论墨子的廉政思想

论墨子的廉政思想邢志第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孔子、墨子、韩非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及其流派，对当时的政局纷纷发表不同见解和主张，并形成了道、儒、墨、法等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墨子系统地提出了廉政建设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各学派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利国利民作为衡...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源流及其特点

本文主要对先秦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家关于“诚”、“信”及“诚信”的论述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概括出他们论述的主要特点,以加深对传统诚信思想的认识。     

晋初儒运复振与文风新变

晋初强化儒学的官方地位,并以经明行修作为征选孝秀之士的重要标准,客观上加快了吴、蜀两地士人北上的进程,促进了太康文坛南北文风的交汇与繁荣。这一时期兼综众经成为儒学探研的主要特色,许多儒者还将文学创作作为重要的修养手段或晋身之阶,也促使晋初文坛呈现博学化的创作趋向。名教与自然之辨,出现调和的态势,玄学因素渗透到儒学研究中来,晋初文士也多具有玄儒融合的人格风貌。晋初移忠作孝的国策,促进文学创作主题伦理化和大量文学家族的出现,并对整个西晋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从三个层面认知朱熹思想在中国及徽州的影响和地位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中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全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将北宋末年已初具规模的儒家新学说“理学”理论与我国另一传统理论“道家”学说和西方（印度）传人的“佛家”学说融为一体，成为集儒、道、释学说为大成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