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照亮城市: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政策调适

精准扶贫在农村反贫困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宝贵经验.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措施不精准、资金使用不精准、人员配备不精准、脱贫效果不精准等精准化实践偏差.需借鉴精准扶贫的成功做法,从政策对象的精准识别、脱贫措施的精准实施、低保资金的精准使用、治理主体的精准选派、脱贫效果的精准强化等方面,对城市低保制度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城市反贫困的迫切需要.     

农村低保政策中的“福利叠加”现象及成因

低保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福利叠加”。这种政策捆绑的“福利叠加”现象其成因表现在道德和技术两个层面：在道德层面,低保是一项伦理性制度,低保对象因其低保资格同时获得弱势群体的道德优势,进而获得其他社会政策例外对待的合法性;在技术层面,为了节省信息成本,政策制定者直接将低保作为享受其他社会政策的信息通道。“福利叠加”在实践中产生了意外后果,导致了政策目标的偏离和政策资源的损耗。为了理顺低保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取消对低保对象的差别化待遇,并加强专项救助制度的建设。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选择——基于对就业的影响视角

当前,我国低保制度在实践过程中遭遇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劳动能力者领取低保金现象严重.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隐性就业、隐性收入越来越多,收入核实难度日益增加,人情低保、低保养懒汉、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隐瞒收入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造成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还会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进一步影响到低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目前低保对象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应实行"目标定位法"对低保对象进行分类,实施"两类"低保政策体制;加强反福利依赖的制度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弱化低保与其他福利救助政策的"硬关联";强化与就业、再就业机制的衔接;增加低保对象的社会资本等措施,以期改进城市低保制度,促其充分发挥功能.     

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基于定性与 定量证据的分析

从受助对象角度分析低保救助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救助管理水平提供了新视角。福利污名为这一分析视角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工具,本文借助这一概念工具分析我国城市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分析发现,超过半数低保受助对象因申领低保救助而感受到了污名化,感受到更多邻居非议的低保对象同时也感受到更多个人心理污名。街道及社区居委会干部的友好态度反而强化了低保对象的个人污名感。低保对象所体验到的福利污名程度与其对低保制度执行的公平性感知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助对象所感受到的福利污名会降低其对低保制度的利用。因此,关注低保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增进受助对象的主观福利,是提升我国低保救助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阜新市低保对象变动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针对城市低保制度的推进,应保尽保政策目标的实现,低保对象退出难问题,结合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阜新市低保制度的实施现状进行调查,查找低保对象退出难的原因,提出了克服依赖心理,树立自立自强信念;修补制度漏洞,促进就业;完善部门协调机制,促各部门通力合作等对策建议。     

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在精准扶贫和技术治理背景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日益技术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但仍然发生异化，具体表现为“合法证明”下的欺瞒保、程序正义上的人情保、维稳目标下的治理保三种主要类型。技术治理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并无法保证实质正义，且可能异化为程序主义。熟人社会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基础，致使低保政策实践刻上关系主义的人情政治烙印，难以消除非正式治理的弊端。高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消解了技术治理的单向性、精准性，使基层组织产生目标替代，同时诱发被治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低保因此成为乡村整体性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消除技术治理下国家政策实践的异化，要将实质正义纳入考量目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再造乡村社会并增强治理能力，避免由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通过国家政策资源作为统筹补充，进而导致国家政策执行的异化。     

低保目标瞄准偏差的乡土逻辑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自2007年全面推行以来，在救助农村贫困群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福利治理角度来看，社会救助资源仍存在明显漏出现象。从政策执行环境来看，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逻辑对社会救助目标瞄准政策的执行提出了巨大挑战。研究选取天津市的3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探究农村低保目标瞄准政策在不同乡土场域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发现低保目标瞄准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变通，是瞄准偏差产生的直接原因，而转型与变迁中的乡土社会通过形塑福利治理进而对低保目标瞄准过程产生影响，是瞄准偏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农村低保政策“走样”及其整体性治理

以社会保障的实质性公平为基准,农村低保政策“走样”的机理在于：配额制主导的“社区瞄准”偏差和社会救助政策捆绑执行形成的福利叠加。基层政府以正式行政结构替代“简约治理”模式的整体性治理,有助于为低保审核提供统一标准,实现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程序性公平,但修正政策“走样”的中心工作机制因缺乏可持续性而无法维系社会有效性。为实现精准施保,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方向需要建立低保政策与专项社会救助政策之间的分类衔接机制,科学合理发挥村级组织的协助功能。     

低保边缘家庭社会救助政策的供给要素评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为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底线保障。依托既定的低保标准,低保边缘群体是被广泛提及的一类相对贫困群体,面对同样的生活困境,他们得到的救助资源是较为有限的,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对该类群体的救助帮扶状况给予关注。在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下,可以从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体系、供给保障四个方面对当前低保边缘家庭救助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作全面检视。虽然相关救助措施在扩大救助范围、扩充救助内容、缓解低保制度的悬崖效应等方面呈现一定的政策有效性,但还存在救助标准界定工具简单、救助内容造血效果不足、救助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救助主体单一、救助标准较低、救助理念以保生存为主等不足,从而造成资金来源紧张、救助覆盖狭窄、救助目标弱化等后果,也成为当前制约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水平提升的核心因素。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建设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制度建设和实践环节上还存在诸如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大、地区间保障水平不平衡、低保标准低且覆盖面窄、保障对象界定困难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利于农村低保的发展,且农村低保还缺少资金来源和法制保障。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应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完善其资金筹措机制,合理确定对象与标准,并采取配套的改革措施。     

城市低保家庭分类方法与分类施保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城市低保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分类施保制度,相对于过去整齐划一的救助模式是一个重大进步,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走向完善的标志.基于上海市低保家庭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家庭人口特征、收入结构、支出结构三个角度,选取了14个变量,使用主成分分析和列联表分析方法,对上海市低保对象进行合理分类,通过与现有的救助政策实施状况的对比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分类施保政策的对策建议.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低保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

低保工作已经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确定低保对象甚至已经成为信访与干群矛盾的焦点。低保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障贫困人群的最低生活需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低保被权力异化了。错误的功能定位使低保制度失去了应有之义,同时导致工作上、认识上和宣传上的失误,人们甚至认为享受低保是一种社会身份,享受低保是公民权利,享受低保不仅没有精神成本,精神收益反而很高。因此,必须对低保制度的功能重新定位,纠正工作上、认识上和宣传上的失误,在改革的过程中遵循路径依赖的原则,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具体建议如下:第一,提高享受低保的成本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成本,是实现分离均衡的条件;第二,明晰项目边界,防止项目之间的成本转嫁,低保项目不能用于维稳和作为乡村治理的手段;第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提高救助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城市低保政策中的退出机制评析

作为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城市低保制度中出现的骗保等现象反映了公共政策的缺陷。政策设计不科学、执行遇到的制度阻力大、社会监督制度不健全是制约低保退出机制落实的根本原因。从现行的补救性措施及其障碍分析入手,提出完善低保退出机制的相应对策：进一步细化分类救助标准、健全就业渐退机制和就业联动机制、完善低保对象的全程监管制度、强化基层低保工作者的执行力度、完善政策法规和加强社会监督。     

新旧社保制度接轨“低保”工作怎样落实

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该法于今年7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牵一发而动全身”,最低生活保障作为社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因社会保险法的实施而面临补助对象及其标准的重大调整。在社保政策交替实施期间,为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平稳过渡,确保低保政策执行上的公平公正和低保补助对象的准确涵盖,笔者对新旧社保制度接轨的有关低保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城市低保制度管理运行现状与提升路径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针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一项基础性社会救助制度.本文基于“中国困难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当前管理运行的基本现状,指出了低保标准、家庭经济状况核查、补差水平、对象动态管理、福利叠加效应和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几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和完善城市低保政策的建议.     

农村低保制度保障对象瞄准:错位与矫正——基于F市Q村的实地调研

检验农村低保制度有效性的关键是低保对象精准,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存在保障对象瞄准不够精准。“关系保”“人情保”“欺瞒保”“维稳保”不同程度存在,损害了制度实施的效果。为进一步把农村低保这一惠民制度落到实处,实现底线公平,应引入家计调查法,精准核算低保对象家庭收入;优化制度设计,将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评定范围;依托第三方机构,对低保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建立三方监管,完善农村低保运行的监管机制,保证低保制度在阳光下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低保管理的成本效率分析及管理模式创新的设想

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辽宁省城市低保管理的时间效率和人员效率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实现"应保尽保"政策目标和动态管理及满足时间效率的前提条件下,辽宁省低保管理一线机构总体上存在人员效率低和个别社区存在着工作人员短缺的现象,建议低保管理模式按照社会服务企业模式进行创新,在保证低保救助申请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根据各地低保对象的分布情况设置一线管理机构.     

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

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对象严重边缘化、低保标准偏低、低保对象确认难、融资困难、管理有待规范、低保工作条件不足、与相关制度不协调等.积极完善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制度,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改变传统观念,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改革完善农村低保资金筹措模式,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筹资难问题;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确定保障线标准;用收入核实与群众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农村低保对象;认真开展基层农村低保工作规范化建设;加强农村低保工作组织建设.同时,欠发达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要走出救济局限,就必须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