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国子学的伴读制

国子学是中国历代王朝培植贵胄子弟的机构,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因袭汉族旧制,创建了国子学,在国子学中采用伴读法进行教学并形成制度,对培养国学子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的国子祭酒考

元朝政府按照前代的体例,在国子监学内建立了国子祭酒,国子祭酒是国子监学的主管行政官员。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为了搞好在大都设置的中央官学一国子监学,先后任命了许许多多的国子祭酒,这些国子祭酒们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中央官学——国子监学的发展情况,这对于进一步把握元朝政府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帮助。以下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元代的历届国子祭酒进行一番考证。 1 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最早在太宗六年(1234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这里所说的国子总教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祭酒。这样冯志常便是元代的第一任国子祭酒。有关冯志常的传记资料并不多,因此对于他的情况我们无法进行考述。     

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初探——兼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对它的解释

为了解元代教育,特别是元代蒙古族教育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读了《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和《元史》(一九七六年四月版)。我觉得《辞海》对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包括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解释与《元史》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八○年一月出版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以下简称《辞海》)第廿七页,解释说:“〔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1995年(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最高学府。惟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之教育对象乃属于更高级统治者子弟。”“〔国子监〕见国子学”。     

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

试论元代官员的乘驿接待制度陈朝云淮建利元朝统治者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①，在辽阔的疆域设立驿站１５００余处，凡符合乘驿规定的出使、赴任、任回官员，均由驿站提供马匹、车船和食宿条件。为了维护驿站系统的正常运转，元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由驿站的官员接待...     

清代国子监行政官员选用制度述评

清代前期,对于国子监行政官员的任用制度屡有变化。管理监事大臣一直由皇帝特简,满汉祭酒一般为科甲人员,但亦有例外,由上级官员推荐后经皇帝钦定。司业作为祭酒的副职,满员、蒙员、汉员的铨选制度颇有差异,亦须由皇帝选用。监丞、典簿等中下级行政官员则由吏部铨选产生。     

张养浩散曲论略

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元朝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身居高官显宦的张养浩,能克己奉公,为拯救苦难中的劳苦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属少见。在他的散曲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一生以忧国忧民开始,也以忧国忧民而终。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也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劳动人民有深切同情、为官清廉、具有典型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封建官员形象     

萧梁经学生策试制度考辨

萧梁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确立于天监四年(505),而宗室子弟的策试入仕大致开始于天监末普通初期间(519—522)。考生在每年的十月报名、十一月策试,策试的地点在仪贤堂。策试的经书由皇帝临时决定,为一经、二经或三经不等,试题皆为十道,成绩与两汉以来经学策试与察举策试的成绩相一致,分为高第、中第、下第即甲、乙、丙三等。考官是国子学祭酒与博士,梁武帝经常亲自参加策试。经学生考试的方式与察举策试的方式相同,为口答,但内容有笔录。     

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

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征东行省。征东行省是元朝统辖高丽国的首脑机构,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

根基于大定、明昌词坛的金末元遗山词的突起把词心和词境都推向了一个纵深的境界,遗山词是在既有金词的土壤上多方承继和创新的丰硕成果,其不仅与金的特定时代、地理环境有关,更与金文化中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关;而金中期词表现出的旷逸、恬淡、清新、朴质的多重风格无疑是遗山词最直接的丰厚土壤。遗山词率真尚情的主观抒发是对于金词主情观念高扬的承继;山水田园在遗山词中的境界变得更为阔大;遗山词具有盛唐胸怀。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元代“社学”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

元代农业职业教育超越了以往＂农官劝农＂的传统模式,在吸收历史经验基础上,诞生了＂社学＂模式。元代＂社学＂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农民教育的创举。元代＂社学＂组织形式尤其是教育与生产的双重属性,普教与职教的双重教育,农师与经师的双师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教法等对于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均有借鉴意义。现代＂职业农民＂教育必须依托自身文化的土壤,在总结与发展历史经验过程中完成时代的建构。     

元代扩张对古代游记文创作的影响——以郭松年的游记文为例

元朝的建立使我国迎来空前的大一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元代游记取得了重大发展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边疆纪实游记形式,元代游记不仅在中国散文史上独树一帜而且为当代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     

元代丝绸之路文学研究述评

对丝绸之路特定生活内容的描写反映 ,是元代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形成了元代文学中的特殊领域 ,即丝绸之路文学。本文就元代丝绸之路文学研究的相关情况进行评述 ,以期对其今后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

元代对屈原的文学接受活动在两个向度上展开。元赋的“祖骚”既有明确的理论倡导,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它是对屈原文学成就的肯定;散曲的嘲屈是对屈原处世态度、立身准则的否定,这一倾向的形成既有纵横向历史文化原因,也与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密不可分,反映了元代特有的审美风尚和价值取向。